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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福
近几年,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上,都出现了一些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提到了计划生育所引起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些文章甚至还揭露了一些计生暴行(例如2007年7月《财经》杂志刊登的《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案》)。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媒体的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宣传“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几乎看不到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
那么,是不是近几年计生暴行增多了呢?实事求是地说,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比,近几年的计生暴行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几年的生育率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相比大大下降了,超生现象大大减少了;二是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后,“牵牛扒屋”之类的粗暴执法行为有所减少。
为什么计生暴行有所减少了,人们对计生负面效应的关注反而增多了?我认为原因在于: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口真相,认识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在过去,许多人由于受到计划生育片面宣传的影响,认为超生者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因此,虽然他们明知强迫堕胎、牵牛扒屋之类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但由于他们内心深处认为超生本身就是不对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谴责计生暴行。
打个比方,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时,被一位过路人张三发现,张三见义勇为要抓小偷,但反而被小偷倒打一耙,小偷污蔑张三才是“小偷”,并把张三打成重伤。围观群众误以为张三是小偷,因此,虽然他们认为把“小偷”打得重伤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程序,但他们并不想为小偷说话,因为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然而,当人们后来了解到,张三不是小偷,而是见义勇为者,这时,人们当然要谴责真正小偷的暴行。
同样道理,当人们认识到,超生者不但不是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相反,超生者为改善中国人口结构、为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超生者的身份从“小偷”变成“见义勇为”者,这时,人们自然认为应该谴责计生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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