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藤门下

    最近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普世价值，而投入民族主义阵营。尤其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会明显发现这一点。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无论西方媒体所宣称的“新闻自由”，还是我们早就应该接受的“民主”与“人权”，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欺骗的性质，或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局限性与场域特定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中国正在承受着来自西方的广泛的针对性攻击，尽管这些攻击有着某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或者在某些普世价值的掩盖之下，但本质上都不利于或都试图破坏中国的稳健崛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问的是，这是一种觉醒？还是一种蜕变？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普世价值？又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当然，在谈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有的。
    但不多。尤其是没有形成一种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内部，尽管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与不同立场，但互相尊重，至少承认彼此的学术良知）。这是令人遗憾的。当然，如果你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我将不和你争辩。因为我们在谈论不同的对象。因为当我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牟宗三，或者想起蔡元培。
    我提到他们，是想归纳几个特质，在我看来，这些特质至少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首先是社会责任感，具体而言，就是为民立命，就是关注社会生活，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视为个人责任。这让我想起范仲淹，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当鲁迅在“友邦惊诧”之时奋笔疾书的时候，为的不是个人利益。想的也不是“关我P事”。然而，在那之后呢，据雷海宗先生的说法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每念及此，心情总是无比沉痛！
    其次，是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一个在考古（甲骨文）与文学方面都有很大建树的人，很多人却拒绝称他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再让我们想想在“反胡风”、“反右”以及“文革”运动中，许多文人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心寒，令人齿冷。想到这些，我们就会知道，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是多么宝贵，也是多么难得。
    最后，我想强调的事，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以及道德感。我经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最缺的是什么？答案可能是批判精神。这有多种原因，比如生存空间，再比如批判言说的效用等等。批判是来源于对现状的不满，毋庸置疑，只有不满，才有进步。而批判精神则来源于学术良知和道德感。它让知识分子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具有道德属性，并且深信，如果事情错了，就要努力改正，尽管可能代价很大。
    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希望能够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包括细节上的或技术上的，还包括总体上的或伦理上的。他们致力于寻求一种所谓“良好”的社会建制，不论它如何才能获得或被构建。
    从而，这里就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些普适性的价值，根据它们，反思才成为可能。只有把某种东西与范本相比较，才能发现它的不足之处，社会制度同样如此。或许有人说，一个社会状况的不足可以从其内部被发现，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建议他去理解一下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说“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没有某些关于完美的也许是模糊的概念，我们的批判也就无从展开。
    从而，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愿望总是改善中国，这包括许多具体的方面，经济应该更加开放与健全，制度应该更加完善与透明，弱势群体应该更加被照顾，像“城管”之类的组织要取消，法律法规应该更少冲突、也应该与社会生活更加保持一致。我们能够想到的任何一点，总有一个外在的比较。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没有比较，也就没有进步。
    但现在，一些事情的发生让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无论如何也是需要我们以及全世界的理性群体进行反思的。西方社会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价值观的输出会突然遭到这么大的挫折，是价值观本身的问题，还是方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理性的东西被理性的人们所抵制，这是很难让人理解透彻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我们需要反思的也许是，普世价值观是否果然就有问题，我们本身的社会制度是否足够美好，我们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否过激，以及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行为是否能够给国家和人们带来真正的益处？
    2001年，米洛舍维奇刚被引渡时曾说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保卫我的国家与我的人民，我对此引以为傲”。在他终于死后，“暴君”、“巴尔干屠夫”等称号接踵而至。这引导人们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走出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说过：“民族意志，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但，我想说的是，民族主义果然有那么可怕吗？民族主义果如西方媒体所言的那样是“洪水猛兽”吗？
    可能未必。当年孙文革命，所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为其中之一。民族主义无非是民族群体对其归属的一种体认，而归属感则是任何人都会有的基本感情。所以每个人才不是孤立的，所以才有家庭、单位、社群、协会与国家。从而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有无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方式问题。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了步入了网络2.0。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这种民族主义可能会有谩骂（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可能非常不成熟与非理性。但应当予以包容。因为毕竟，在这之后，是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此外，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也能够让他者对中国群体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关键问题是，我们想要给他者留下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最后，应当承认的是，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并不冲突。当我们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时，我们需要普世价值的引导，这没有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去理解民主与人权，我们也总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建制中，它们会更多一些，而不是更少一些。
    那么，现在我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从普世价值走向民族主义，是一种觉醒还是蜕变？我想答案应该是前者。这种觉醒是一种从理论姿态到实际行动的觉醒。具体而言，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坚信某些普世价值，才有可能保持充沛的批判精神。然而在行动上，知识分子作为人，必须有立场。希望我们不要因为普世价值而对中国社会产生普遍的怀疑态度，批判性建设必须稳健而非激进进行；同时我也希望不要因为民族主义，而影响我们的客观性与理性透察。
    纽拉特，这位分析哲学大师有个比喻，当我们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如果船有毛病了，我们只能部分部分地修，而不能砸烂了重建。同样，制度下的我们采取稳健的改进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当罗蒂走向后哲学文化的时候，试图告诉我们理论和实践应该予以区别。从而，
    我最后想说的还是，再强调一遍，中国的知识分子，请无论如何不要抛弃普世价值观，也请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了你们的立场。

陈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