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教科书所界定的时期长得多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以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冲击而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说，我们可以“中国在世界”这几个字来说明这一时期里面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又可以另外几个字来说明这一时期里中华民族所作努力的根本性质，那就是救亡图存。这固然只是一个早

已过了时的口号，但是在这里，我们给了它一种新的意蕴。我们用它来指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一直面临着的危机的性质。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一直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死亡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世纪之初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数十年后的日寇侵华不过是把死亡具体化，因而使这种威胁更加急迫和不容回避罢了。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死亡的含义不仅表现在政治实体的灭绝这件事上，而且也包括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无所依凭。

　　我们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我们有一整套评判事物的标准和对于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满足和失望。数千年来，我们存在着，继续创造和保持我们的文明，并不是因为历史上没有波澜，也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衰老，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尚能保有文明的完整，还可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应付新的问题。然而，人类的发展不等我们象一枝花，一株草那样自生自灭。它阻断和改变我们历史的自然进程。在一场革命性的历史转变当中，我们往日的理想失落了，我们的历史经验破碎了。问题不在于这些理想是否有合理之处，或者，这些经验是否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屡验不爽。问题在于，它们不再能够应付新的挑战。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面，它们无可挽回地过时了。这就是死亡，一个社会的精神上的死亡。这种死亡与那种具体可见的实体意义上的死亡差不多是一回事。依靠完全过了时的经验去应付险恶的环境和在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情况下置身于此险恶的环境，结果是一样的。这也是清末法律改革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法律意味着秩序，然而这秩序的有效性最终又只能建立在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上面。清末的法律改革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被迫接受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对这新秩序的信仰却要靠我们自己去建立。为此，必须调整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以求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任何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文明都是在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从来不会自动完成。它不但要靠人们的不懈努力、抗争、奋斗乃至献身，而且有赖于人们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对时势的正确判断，甚至，它还取决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正是西方社会在比如一○七五年、一六四一年或者一九一七年所经验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它向我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死亡的路径。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人在一八四○年遇到的危境，较西方人在一六四一年或一七八九年所遇到的更难以克服。在西方，革命是其历史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在中国，危机却源自历史自然进程的阻断与改变；西方的革命是在其内部孕育成熟的，中国的危机却是外部世界变化的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新的文明并不是一种异质文明，它就建立在以往的经验上面（罗马法的复兴与继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对中国人来说，接受一种新的文明却意味着其固有文明的失败，它不可能把新秩序直接建立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面。这些差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它们只是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而不曾改变事物的性质。难道一六四一年的英格兰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不是处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当口，不曾受着死亡的威胁，又不曾做拚死的努力以求超越死亡获得再生？人类社会中问题的共同性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反省与借鉴的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潜伏于死亡危机中的第一种差异，一种较上述种种差异更为深刻的不同，即不同民族和文明对于死亡的态度的不同，时间观念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裁判席上，中国是胜利者，日本是战败国。今天看来，这段历史对于日本未必是不幸，对于中国也未必是幸事。日本民族在失败中最终完成了文化更新，实现了明治以来的宿愿，中国人却在胜利中迎来了一次“文化复兴”一一并不是一次文化的更新，而是已死的古老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它带给中国人一种虚幻的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警醒。然而，死亡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当盲目的乐观变成为自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死亡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吗？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场自为的大灾难之后，重新提出现代化方案和重开文化论战，这不过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所遇到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仍未脱离死亡之境。

　　谁能够想象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所依凭是个什么样子？谁能够设想一种文明在传统业已枯竭之后将会怎样？旧的文明死去了，新的文明却还没有降生，这样的社会必定是混乱的。

　　然而，文化的断裂并不等于文化的“真空”，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于人生的看法和对于事物的评判，文化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一种历史地形成的经验，即便在它整体上遭到破坏之后，倘没有新的经验把它取代，绝不会自动地消除。因此，与其说混乱之来是因为没有了文化，莫如说是因为没有了健康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这便是为什么“五四”以后，几乎所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反传统的旗帜下面。有人说，反传统便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在这句话里面，智巧多于真理。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所谓传统所表示的意义，确实是丑的、恶的，与现代生活的要求和理想相悖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丑恶愈来愈彰明，愈来愈不可救治。也许，并不是传统变了，是这时代变了。毕竟，传统之于历史并不等于传统之于现在。那个在过去数千年里保持不变格局的社会，尽管不是理想的净土，但也绝不象现在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一无可取。

　　固然，人们在这里找不到他们熟悉并且推重的“权利”、“自由”、“民主”、“人权”一类字眼、概念，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者都会承认，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文明是伟大的和充满智慧的。它对于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它那亘古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立在这样一些看法上面。它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它教导人们谦和忍让，它主张天下为公，它重视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它憧憬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它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这样一种文明当然也象其他文明一样，从一开始就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是一种文明，一种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文明。它所抱持的理想和追求，曾经是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如若不是这样，它凭什么能够占据如此广袤的时间和空间？又凭什么创造出如此宏大的人文气象，不但在过去造福于人类，而且注定要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文明，今天，在它自己成长起来的地方，解体了，退化了，变得丑陋不堪。传统道德中的差序格局一向是这礼义之邦的道德基础，而今却完全成了利己主义的心理哲学渊源；“大公无私”曾经是一种真实的信念，现在却只能是一套虚伪的说教；和解的观念妨碍人们建立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集体主义变成了对于个人意识有组织的扼杀；法即是刑，即是专政手段的看法阻碍着现代法制的确立；泛道德主义倾向造成了今日社会中的普遍虚伪……。人们自然会把这些看成是时代的冲突，文化的矛盾。难道我们的传统不是代表着一个业已逝去的时代？难道我们的研究不曾揭示，我们千百年来尊奉的价值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不同于西方？既然我们注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不独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我们就必须承受两种文化的冲突，改造旧观念，创立新价值。

　　然而，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在传统与现代，固有文化与外来文明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西方文明固然卓越，但那毕竟是另一种历史经验，一种与我们的经验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要回到和固守旧的经验事实上已无可能，那么，想要以某种陌生的经验完全取代我们所固有的一切，同样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转换和更新也无可能。它不过表明，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绝不可能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史家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佛学思想时写道：“释迦之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绝”。①这是文化移植的必经之途。因此，陈先生又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②只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明的关系，却又不尽是以往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断言，今日支配着国人的思想必定是与传统成功结合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这种“居最高之地位”的思想的性质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融新文化于旧传统，还是化腐朽为神奇？前者是死去的纠缠活着的，是借尸还魂，后者是死亡中获得的新生，是凤凰涅。一个不承认失败，不甘于消解，抱着不死的信念去求生的延续；一个承受失败，甘愿消解，在死亡的煎熬中去求新的生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欲求不死者只是延长和加深了死的苦难，使旧文明的衰朽变得更加不可救治。唯有正视死亡而又敢于冒险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创造出生机勃发的新文明。那将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它不纯是外来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时包容了外来的和固有的。新经验与传统融合，旧传统得到了更新，于是，死亡转化为新生，腐朽转化为神奇。在这样一个获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会里面，许多固有文化的因素并没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蕴，变成新文化的创造性因素。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包袱，传统也不再是丑的、恶的，它们是民族独特性的标志，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确，日本民族醉心于新文化的结果，从来不是传统的失落。这个坚韧的民族在它历史上的紧要关头，经验着绝望与顿悟的时刻，毅然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没有变成中国第二，也没有变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坚第二。它在完成价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时，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

　　现代新儒家们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资源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他们以此来论证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因为受着自身生存状况的困扰，对历史的解说往往失之偏激，难道这些不应受到纠正？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它们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与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联系，现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艺术与精神里面获得创造的灵感，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一无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责的。然而，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面，传统的更新都不是无条件的。也许，新儒家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里受到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那种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作法是不负责任的。难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历史遗产，在我们这里没有成为沉重的枷锁？那些在别人手里的神奇武器，在我们这里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们确实应当心平气和地去探究历史，那样，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历史并不就是我们今天现状的预演。虽然那里有过战争和灾难，但是也有信仰与秩序。那是一个真实的文明，至少不象我们今天惯于想象的那般虚伪。这个文明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已呈衰败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战面前，它无力反击，只能改弦易辙，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以供后来的创造者发掘、享用，这些也同样是事实。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发现自己饱受“传统”之害，那一定不是因为这传统本身就绝对是丑的、恶的，而是因为，由于我们错误的历史抉择，我们失却了创新文明的良机，致使我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而在这样一种没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围里面，神奇的也将化为腐朽。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却还没有真正告别过去，它还沉浸在祖先的光荣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确曾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过，但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并不是因为旧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业已死去。诚然，我们早已不反对享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甚至也宣讲科学和民主。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制订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还不等于文化的更新。从十九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到二十：世纪的“国情”论、“特色”论，我们何时承认过失败，承认过死亡？

　　我们搬用了西方的制度，却不问其精神所在；我们撷取了西方的思想，却先把它放在自家历史的染缸里浸泡；我们用以自己经验铸造的尺子去剪裁历史，以我们自己的好恶居高临下地去评点西方文明。于是，龙的故土又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一段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为了这种强化或说“文化复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最初提出的理想，虽然天真，却也有几分质朴可爱，在那一刻，我们的文明似乎有了活力。人们集合在希望的旗帜下面，似乎又恢复了民族的自信。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业已解体的文明聚集了最后力量的回身一击。这种反击注定是徒劳的，而且越来越显得滑稽可笑。

　　它没有结束苦难，只是使苦难变得更加深重。它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壮烈牺牲，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闹剧。真诚变成了矫饰，豪言壮语只是装腔作势；虚伪是一场无望的流行病，寡廉鲜耻才能够畅行无阻。四十年代出现的道德沦丧，今天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可疗救。许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固有文化本身的“劣根性”，因而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文化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这种作法并非全无道理。造成普遍虚伪的强求思想（道德）一致，难道不是古时的传统？大而全，小而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人命运的“单位”，难道不是由三十年代的社会化向古代家族的倒退？思想禁锢、文字狱、权力崇拜、官本位制、身份意识、平均思想、经验主义、守旧习性、草民观念，哪一项没有古代的渊源？只是，所有这些的简单相加并不就是我们的古代文明，今天正压迫着我们的面目狰狞的“传统”也并不就是古代文明的简单再现。数千年来引导着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而今安在？经常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手中的价值阐释权如今又在哪里？也许，这些还不是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在当时并不尽是虚伪的，它基本是真实的，健康的和有号召力的。在这种文明里面，那些对我们纯粹是丑恶的和有害的东西，或者是有益的，或者不至酿成大害。今天则不同，古代文明已然死去，新的有生命的文明迟迟不能够产生。当下的社会建立在以往破碎的经验上面，力图按照历史的方式存在下去。然而，文明一旦死去，谁又能够起死回生，使它重现于世？复现的“传统”甚至已不再能被称作文明，它只是历史的余响，病态的畸形儿。这里，不见了往日宏大的气象，宽广的胸襟，只剩下偏狭、固执与蛮横。

　　百余年来，为从西方输入科学技术，民主制度，无数先进中国人的智识与心力被耗尽了，但是最终，西方人的经验并没有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我们有几乎全套西方式的法典，但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法律秩序。并不是因为西方的经验注定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本身就不容于现代生活，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丧失了将不同文化经验融汇贯通的总和与再造的能力。输入西方政制，徒然造成了社会与文化各个系统和层面的脱节。今天的中国人，全然失去了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与信任，而这又不是对传统的信仰使然。传统犹在，但是不真，不善，更没有美。它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号召力与凝聚力，失去了创立团体的能力。五千年里建立起来的文化没落了，鄙俗化了。先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改造，继而通过无情的经济讨伐，文化的精粹消失殆尽。人们以粗鄙为荣，以鄙俗为美。社会重又回复到野蛮——不是文明以前健康而活泼的野蛮，也不是征服了病态文明的生命力旺盛的野蛮，而是文明自毁以后的野蛮，就如同曾经养育过我们民族和文明的土地最终被榨干、耗尽之后的一片贫瘠。敏锐的心灵退化了，只有愚昧和麻木。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不是产生英雄的那种混乱时代。这里，没有信仰，也没有秩序和权威。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文化与自然界中的沙漠化竞相进行，环境的污染较心灵的退化同样严重。社会没有了秩序，生态失去了平衡。人们耽于享乐，只为当下活着。所有的价值都毁灭之后，生活便不再具有意义。人们甚至不再相信常理，只相信奇迹。民族乞灵于古代文明的象征物：长城与龙；个人则在古老的气功术中寻求长生之道。

　　五千年的文明哟，究竟是什么使你蒙受这样的耻辱与不幸？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究竟有什么让你们如此骄傲，竟然今天还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已经坐失良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再做出错误的抉择，因而在死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难道你们还不曾意识到，及至今日，最大的危机仍然在于，面对失败和死亡，你们还是缺乏承受的勇气，只是靠着自欺度日——起初是因为自欺而屡屡受挫，现在是因为不断地失败而沉溺于自欺？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一个伟大文明的不肖子孙的悲剧。如果说，悲剧的后面希望尚在，那么这希望必定是在我们坦率承认失败的勇气之中，是在我们毅然地告别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的冒险精神之中。这种建立在新的时间观上面的抉择，这种对我们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死亡态度，将是超越死亡的关键，是创立一种新的有生命的文明的契机。这种新的文明既不是对过去历史(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重复，同时又不偏离人类的基本追求。

　　它以人类社会一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历史，一面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自己，一面以自己独特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之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此一转变的艰难与痛苦不难想见，但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就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还可能有忍受旧时代死亡之痛苦的坚韧毅力，有对重获新生的热烈蕲望。

　　①陈寅恪为冯著《中国哲学史》所作之“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②同上。

摘自：法律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