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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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辗转多年后还是只能在国外出版，只能说是泱泱大国那种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因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评；因为现实太丑恶因此只愿意粉饰太平，而不想面对惨酷的现实。前几天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自由派"在中国之所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厌弃，是因为"自由派"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由是观之，任不寐这本详细描述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的书，在中国注定要遭受到批评和误解，而且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于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者"。
　　在学术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马克思对这两组关系的论证，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毫不客气的质疑。任不寐论证这两组关系，注定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毫无疑问应该受到尊重。
　　作为读者，我认为《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只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节中，对中国国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这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记得在国内时，好几个位居主管意识形态位置的官员对我讲过这类话："我们虽然不允许发表你的文章，对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那只是职业要求；其实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还是很喜欢读你的文章与书的。喜欢读你的书的也不止我们，不少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这样认为"。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些朋友也经历过。这些话让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们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都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确，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非常投入，才能为自己的升迁、奖金垫上几块石头。他们对我的著作的"认同"，一点儿不会让他们在"处理"我时变得手软或"人道"一些。
　　在论述了穷人与难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
　　"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这段得罪全体中国"爱国主义者"的话，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学者都不愿意将其形诸文字，充当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嘘声的"出头椽子"。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之艰难，中国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建立在"人口－资源"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不是别人在我们土地上折腾，而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