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三十二年前的日记，我惊讶地发现1976年的7月2日至8月14日，我的日记竟为空白，在8月15日的日记中我是这样记载的：“又是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从七月三日我参加团里举办的创作学习班，七月二十八日结束。我写了小说《长江后浪》和《神经过敏的人》，本月10日我们路经滨海、阜宁等地，去盐城机场放映《火车司机的儿子》，12日回来，共行程800里”。
纵观前后的日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团的一名电影放映员，我连某日放了什么电影，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居然没有记录下当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我当时正在团里举办的创作学习班里埋头创作，没有写日记，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关于地震的新闻或是当时报纸没有公开报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而直到1976年8月17日的日记中才有这样的记录：“最近沭阳一带可能会遇到一次破坏性地震，我决心在这次地震面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哪里有危险就冲向哪里，向唐山丰南一带地震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学习”。这就是说，当时部队可能从报纸上或以传达文件的方式得知了唐山地震的有关情况，并且伴之而来的是几乎波及全国的防震行动。 1976年8月20日，“军区来通知，地震级数增大，地区扩大，上午12点钟，我们全部装车、整装待发，但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走，夜里天气剧变，冷空气南下”。8月22日“是上级预报地震最紧张的一天，但没有地震，晚上去三连放映《金色大雁》”。而到了8月23日就不一样了，“凌晨3时左右，我被一阵锣声惊醒，上级传来了临震预报，估计两个小时内有地震，因为地震较严重的扬州一带已开始了小地震。约4时30分，我们从沭阳出发，约6时左右，我们来到骆马湖畔，准备参加抗震救灾，保护骆马湖大堤。” 骆马湖在今天的江苏宿迁市境内，当时我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是不理解上级让部队驻守骆马湖大堤的意图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是我们在堤上堆积了许多沙袋，我们的部队就驻在附近的丘陵上。郁郁葱葱的马尾松中停放着许多解放牌军车，我们就在军车的蓬布下宿营。一辆车上可以睡五到六名战士，中午阳光留下的热浪到了午夜还会在车厢里俳徊，并且还不仅仅是热得让人难以入睡，稍不小心胳膊、腿上贴上蚊帐，就会被硕大的蚊子咬得红肿一片。 记得当时的“救灾方案”有三，即一旦骆马湖大堤崩溃，首先是向决口里投沙袋，其次是推下汽车，最后是人跳下去组成人墙堵水。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三十二年前的“应急预案”，可能会觉得不太科学，但那时的军队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因为那时不可能象今天的部队这样有空中支持、卫星联络、全方位的立体行动。 对于跳下水去构筑人墙的做法，我当时是有异议的，因为如果把汽车推下去都挡不住决堤的激流，用人墙去阻挡更是不可能的。但那时我们有一句话是常挂在嘴上的，那就是“人定胜天”。现在我们都明白，在地震的预测方面，我们至今也无法“胜天”的。 也许是当时有一颗火热而年青的心，也许是一个军人的使命感使然，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抗震救灾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同时也是对一个革命者的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口头革命派还是真正的革命派。 记得我当时还向我所在的团政治处党支部递交了一份按有血手印的入党申请书，准备以实际行动向党表决心。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果真的发生了预期的灾难，我会按照上级的指令义无反顾地跳下骆马湖大堤的决口。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只是地震最终也没有发生，那种无谓的牺牲也就免了，所以您才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短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