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地震预报的迷雾，法律不能只做看客

汶川特大地震已经造成将近十万鲜活的生命逝去。夜晚，当仰望星空时，我忍不住问，这样大的一场灾难，难道从事地震研究的专家和官员们事先真的没有可能做出任何的预报吗？我相信这也是许多中国人的疑问，围绕这个疑问有很多争论，主要的有两种：

第一、相对准确的地震预报有没有可能？

第二、在此次汶川特大地震前，是否有地震研究专家或者机构已经向国家地震局递送比较准确的预报信息？

前一个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于科学上没有定论的事情就更是如此。在理论问题上甚至应当鼓励不同意见。因此，这个问题短时间内是不会有结论的，甚至争个十年八年也属正常。我们外行无由置喙，让专家们去讨论吧！

可是后一个问题不同。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事实问题是可以通过侦查或者调查手段弄清楚的。目前在事实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事实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的主张为代表：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耿庆国，在2008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工业大学抗震所举行的天灾预测会上坚持预测，5月8日前后（正负十天），在阿坝附近（正负150公里）将出现7.5级以上地震。其他会员有不同意见，最后天灾预测委员会统一上报：从兰州到成都，将出现强震。此预测4月30日秘密上报。但是，中国国家地震局轻蔑地不予采纳。（相关内容见财经网：陈一文：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种事实主张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5月20日接受中国地震信息网专访时的话为代表：

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报，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相关内容见东方财富网）

这两种事实主张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至于任何头脑正常者都可以看出，其中必有一方在说谎，而且，查清这个事实的意义又是如此重大，不仅可给广大人民一个交代，也同时查清了是否该有人为数十万的死者与伤者承担责任，绝不能等闲视之，冷漠待之。从难度上看，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调查。但是，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人、也不会有人来做这个工作！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唐山警世录》的报告文学，书的封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作者是张庆洲。作者通过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及见证者，认为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已经有数家地震台的数位专家多次发出强震预报，但国家地震局却以“预报要慎重”、继续观察为理由，未发出预警，终于酿成二十四万人死亡的世纪惨剧。

张庆洲是一个文学家，也许还称不上“家”，但他所做的工作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唐山警世录》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既不能使失职渎职者承担责任，也不能实际推动制度改革，从而使造成灾难的制度停止制造新的灾难。它甚至未能彻底地或者说“有效地”拨开唐山大地震预报问题上的迷雾，而这团同样的迷雾，如今也迷漫在汶川废墟的上空！

什么能够拨开这团迷雾？实实在在澄清事实？既不是自说自话地打打嘴仗，也不是做一些目标不明的道德评价。

法律是不是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法律人是不是只能做看客？

法治，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法学家们说，在法治社会中，一切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法律问题得到解决，甚至包括总统选举的问题！而问题一旦转化为法律问题，不论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总会给我们一个交代，不会象“华南虎”，人们翘首期盼的真相，至今仍然遥遥无期，而且声音愈来愈小、虚无乃至被遗忘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地震预报的问题不能被转化为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律的意义上得到解决，在法律的意义上得到评价，那么，十万生命之上的迷团，与一只老虎的真假，大概将会是是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