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兴中先生 萧瀚 我一直认为，认识於兴中先生是我的福分，也就经常想起他。这些年来，与远在香港的先生，最多也就一年一聚，不过聊堪欣慰：只要他来京，大抵都能见到。 於先生在课堂上的光景，我是有些印象的，容不得我记不住。 1998年，於先生在北大法学院开设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讲座，是关于法律推理的。 印象中的於先生，上课时候一般穿着深蓝色的毛料西服，和天蓝色横条白底亚麻布的衬衫，不打领带，很娴雅，似乎很随意，但不失严肃。这是一种看上去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不露痕迹的讲究。我很喜欢先生的这种职业行为方式，自然但不失庄重。於先生的课基本上是讨论课，在法学楼的模拟法庭，时间是晚上，大约两个小时。有十几个学生，基本上是法学院的研究生。作为访学教授，於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都是软要求，说实在话，我有时准备得并不充分，只是喜欢他特殊的课堂氛围——舒适而发人思考，紧张却优雅，无处不弥漫着教师与学生互尊互重的鱼水关系。那时候，我虽然已被录取，但还没正式进北大，他的课我基本上没漏过。 先生中等个子，给我们上课那阵子才42岁。他和我们围着那张长圆桌坐着，主导讨论的课堂过程。先生总是微笑，几乎没见过他不笑的时候，是的，他总是微笑。先生黑黑的头发是自然卷的，瘦长方脸，鼻翼两边的法令线很深，从相学角度看，显然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 先生的眼睛最容易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真诚、善意、关心，还有最重要的给人的纯澈感（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庞从容女士在《我所知道的於兴中先生》一文中也用的这个词，我想没有比这个词更准确的了，不过，我是在用了这个词之后才看到她的文章的，请恕我与庞女士感觉一致，并未抄袭，特此说明），任何人都会在他的眼神中读出尊重、平等。和他在一起，我会彻底遗忘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学养差异、地位差异。他的眼神从未暗示过他是教师，我们是学生。我从他眼神里读到的只是一个人和其他在座每个人的交流，坦诚、率真、温和、娴雅。这一切都能够在他的课堂讨论过程中展示出来，他鼓励大家发言，从不打断，从不停止微笑，从不停止颔首暗示你可以继续说下去。大家不说话的时候，他会微笑着环巡每个人，从他眼神里可以读出征询和对回应的首肯。他的手势很轻柔，恰当，从未有大幅度的动作，一般都是伸手，掌心朝上，是请的手势。同学们发言中若有停顿，他的手势依然是在桌面上鼓励性的微抬姿势。当貌似轻松，实际上对学生而言紧张多思的大部分时间过去以后，先生会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在补充同学们未及的一些重要细节，或者纠正一些重要的框架性学术方法。但是，无论同学们的发言多么荒诞不经，从未出现过骤然中断的情形，在他的课堂上出现蛮横的打断是不可想象的。他在用自己身体力行的人格力量，激发同学们自己感悟与思考，这种教学境界是罕见的。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先说点别的，一会儿再回来。 今年，我在政法大学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很感慨不能给大家买点水果，因为将近120人，人太多，怕乱、怕污染环境，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就是因为想到了於先生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几乎每个学期末我都会想起这件事。 那是个夏夜，发着白色寒光的荧光灯，灯火通明，模拟法庭，当我们学生陆陆续续进去之后，惊讶地发现，每个桌位上都放着香蕉、橘子，还有其他一些零食，那一刻的心情，我无法描述，只能说是百感交集。是的，於先生当我们是朋友，甚至是他精心礼待的客人，从未当我们是他的学生。虽然我们是他学生，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先生依然是微笑着，他站在椅子边上，左手搭在椅背上，右手还是通常的那个手势，伸着手，掌心朝上，请我们入座。 先生微笑道：“这最后一堂课，我准备了点水果，大家随意。”这话很普通，似乎不带任何感情。可我知道，所有感情，在那一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于我们，还是先生。某些特定环境下，语言易成蛇足，话多了，就破坏了那种独特氛围的自性。 那一堂最后的课，其他我已经记不得，只那些淡黄带绿色的香蕉、油黄色的橘子，还有那些记忆已经模糊的其他果品，深刻脑际。这么多年来，它们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出来，也许只有一秒钟，也许更长一些时间，经常或闪过或定格。朋友们知道，不是我馋，而是这件事的本质不在香蕉瓜果。 时间——两个小时，在略带感伤——一如那俄罗斯歌曲《山楂树》，却是欢声笑语中静静地流淌，一瞬间过去了。又想起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妙解：“夏天坐在火炉旁，一分钟你都会觉得漫长；要是坐在美丽的姑娘身边，几个小时你都觉得只呆了一会儿，这就是相对论。”让人时光难再的不只是美丽的异性，一个博学而人格卓越的教师，同样会让学生产生时光如电的美好遗憾。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我们收拾完桌上的残品，当我们关了模拟法庭的灯，当我们一起走出那座法学楼的时候，我们只剩下感慨——人都是贪婪的，总希望美好的时光别走那么快。可是，快乐——本来就是快的。 在楼外的苍茫夜色中，先生一人慢慢走远，我回头看他的背影，心中再次百感交集。我知道先生此去，他的北大工作随之结束，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先生再会，难道永远不能了吗？ …… 我一直感激老天厚爱我，我与先生在此后的十年中又见过多次。 这些年来与先生的交往，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每次他来京，他的好友江山先生——也是我尊敬的老师（以后会写他的），总会电话我，说：“於老师来了，你出来吧，喝个茶。”或：“明天某某时间，一起吃饭。”有时候是半夜来邀的即时电话，那种夜半惊喜，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之一。 茶桌上的先生和课堂上的先生，略有不同。於先生、江先生，还有我，我们三人，於先生话最少，他是我遇见过的人里最善于倾听的之一。先生不愛说，却以其一贯风格，愛笑，只是不仅仅微笑了。江先生和我都是那种有怪论的人，所以先生听到觉得有趣处，便会笑得很酣畅，略低着头，手里的烟下意识地点着烟缸，笑得手一颤一颤的，那烟也随之袅袅的飘起来。实际上他吸烟只是为了陪我而已，平时他不抽烟。这时候，他像孩子得到心仪已久的玩具那样开心，他不时抬头看看我们，一边听，一边继续灿烂地笑着，眼睛笑成一条线，但从不失态。从他的笑里感受到的依然是他一如既往的纯澈心灵，还有对他人的尊重和欣赏。他只有偶尔会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他对中西各类学术、社会、政治问题的许多见解，一听就知道是潜心多年、系统思考的产物，没有大学问、大见识是说不出来的。 先生的学问，我暂时只能说是神龙不见首尾，因为他不肯出书，无从系统了解。 不妨看看先生的简单履历。於先生1982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 1995获哈佛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文化。2000年受聘香港中 先生不是个显山露水的人，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被问了80多个问题，对哈佛学位答辩制度了解的人都知道，一篇博士论文被问的问题越多，就意味着质量越高，被问80多个问题的论文，是很罕见的。可是，先生至今未将论文出版，每次见面我问起，他总是微笑着说： “哦，还在整理。” 老实说，连续多年的同一个答案，已经不能激发我问的兴趣了，只是遗憾不能尽快见到。我知道先生这部书可能还在增删扩缩，他对学术的敬畏是发自内心的，常说书看多了，觉得别人都说过，自己没什么好说的。然而，他一旦发言，说的就不会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他不是个轻易说话的人，更不是个轻易制造印刷品的人。 想起《世说新语》里一故事，阮籍在苏门山遇真人，真人抱膝危坐山石上，阮籍到他身边，与他大谈儒释道，真人纹丝不动，随后阮籍冲着他长啸，过了好一会儿，真人才笑道：“可以再啸。”阮籍再次长啸，意尽下山，走到半山，他听到上面发出悠扬的声音，仿佛大型乐队的演奏，“林谷传响”，阮籍蓦然回首，却是那真人在吟啸。 於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便颇有那真人吟啸的魏晋风度。 先生对自己的学术作品要求之苛酷，与当今浮躁的中国学界恰成极端对比，几乎让人瞠目结舌。然而，他对别人却用的是另一套标准。略举一例，以资说明。 2000年以来，随着我当时写的“法逸斋评案”系列法学随笔以及大量的时评写作，於先生一直很关心，每次见面都要问什么时候结集出版几本。这时，我总以“花生米”作答：“自知写得不好，没勇气出版，要是出了，是不诚实的。”说实在的，直到现在，偶尔看自己以前写的一些文章，都有满地找缝的惭愧。 但先生深不以为然，茶桌上，烟雾缭绕中，他透过几许薄雾，隔着桌子，笑眼炯炯、诚恳地直视着我——我又见到他那善意和纯澈，他说： “萧瀚，这是不对的，你不出版是要掩饰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自己的过去，人的思想是在不断调整中成熟的，不肯出版才是不诚实的。” 我没法反驳他，中外许多贤人也一直在讨论成长问题，给过人许多忠告，与先生说法大同小异。可是先生自己呢？他对自己的吹毛求疵，我以为到了非理性的地步。 这种严己宽人的风范，几乎是先生的天性，无论10年前的课堂，还是后来的聚会，这种谦逊和对他人的善意、体谅，几乎是在他所有的行为细节中自然地流淌着，如高山流水，没有震耳的轰鸣，却汩汩于林泉之下，不绝于耳；如千江明月，没有耀眼的金光，却粼粼于微澜之上，不离于目。 …… 先生之风，可忆者岂止这些边角。 上面这些林林总总、懒懒散散，仿如意识流的往事碎片，在这刚刚来到的戊子年里，在这正月初四——窗外昏黑、冰冷而寂寞的午夜，我又在孤灯下散漫地想起，来自先生的那种温暖，不由得不追记下来。 这位博学而低调、高贵而澹泊的——我的老师，也许他并不知道，他教给我的那些知识，我可能差不多都忘了。但是他的人格，虽陆港远隔、遥思迢递，却早已刀刻火烙在我心中，终生不灭。 转自追远堂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