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路径及城管立法：留言整理 我近来研读清末民初的宪政历史，有一个粗浅的想法，其实民主和法治是有先后次序的。民国第一届国会，历经一次常会，二次常会，护法国会，安福国会，三次常会，终究没能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宪法，最终还是被国民政府训政。民国初年的国会，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除了安福国会，选举时也未明显受到强权操纵，不能说不民主，但是民主之华并没有民主之果，值得我们深思。 目前，通盘和全面设计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希望是很面渺茫的。我觉得渐进的路径还是可行的。在三权之上可以称为外面的东西的，只有党的意志了。我前面说通过研究近代立宪，要考虑法治和民主的次序，也是这个意思，有些社会进步的路径，可能真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例如台湾，正是在相当长的专制加法治之后，渐进的走入民主加法制的境地。改革，是个钝刀子割肉的过程，所以我着眼于细部。毕竟行政系统已经做出了自我限权的姿态。我相信中央政府有这个诚意自我限权。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走，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所以要努力进行细部的制度完善，我们做的越多越细致，就越有希望，每个具体而微的制度，都能成熟一点，都能做到科学，那么积少成多，必然会有质的变化。像某些人一样，一方面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断定城管是悲惨的“下岗工人”；还要建议由全国人大立法设立一个机构，只向中共中央主席负责的蠢话——不好意思又说脏话了，这种学风和学识于世道人心毫无益处，只能误国误民。 目前城管出问题确实很多，可惜，以他周某人的学力和学风，是找不到正确的原因，也提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的。在行政法上，研究传唤、强制驱散、约束到酒醒、甚至使用枪支等行政强制，是专门的课题方向；研究打人等违法行政问题，也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周这样学风浮躁的“教授”，我说他一知半解，还是轻的。警察权与行政强制和违法行政的精细差别和微妙联系，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宣称研究明白，他周某人至于张口就来“警察权”，除了让人笑掉大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法理学家”，请远离部门法。 对于公物警察权的认识不清，造成立法的偏差，立法的偏差造成执行的错位。这是系列的问题，要正本清源，必须重新立法。对公物警察权重新定位，该授权授权，该控权控权。目前的城管立法，漏洞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我国整体行政法制的现状决定的。例如《行政强制法》的缺失，行政公物制度，特别是公物特别利用许可制度的缺失等；另一方面，从城市管理的定位来说，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公物警察权的属性没有凸显出来，配套的行政手段没有跟上去。行政强制授权不足，行政命令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公务员队伍回归行政序列的问题，尽管其他行政机关也存在，但是城管队伍表现尤为突出。以行政公物制度为核心，科学的、体系化的配置许可权，强制权，处罚权，甚至公物赔偿的裁决权，完善相应的执法程序和执法文书，是城管和综合执法走向正规的必由之路。 我早就已经跳出现行立法看城管了。我在公安工作多年，作为各种行政执法的共同基础部分的共性的相关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无论从实务还是规则，都已经熟悉。 而城管执法的个性问题，我认为总起来，先行城管立法由于不是建立在科学和完善的“行政公物”(法国称为公产)上，而是支凌破碎的分别保护具体的公物，例如道路，或者绿化，或者环卫设施等等。所以相关的细部探讨已经没有太大的具体的意义，所以我致力于整体上对公物及其公物警察权的研究。 台湾某人，不知道是不是没带眼睛，居然抄拿出台湾的“义警大队”文件，以之论证大陆城管的“非法”，并且“残酷的”告诉我在“胡说八道”，哈哈，对这种人，不回骂一下怎么对得起他呢？ 诡辩者luo某，自以为对现行法有些了解，便习惯性的纠缠，可惜这人连修辞和非修辞都分不清。我见不上此人，诚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不与之浪费时间；在管理员哪里这就算没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嘿嘿，我还真无所谓。众多看客，或为苏大，或为苏人，张口就是“你不懂行政法”“你不懂宪法”，与张口就说“你一定要学逻辑”的导师倒是一路货色；言论毫无建设性，不值一提，管理员还是给他们多讲讲“好自为之”吧！ 最后，要感谢谢晖教授，姚爱国君，刘建民君，也许还要加上曾祥华君。这四位算是稍微了解了我的论点，并且不曾骂人，真心止争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