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董仲舒异解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所想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思想伟人梁启超说：“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得一个人？人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儒家哲学是什么》）；当代儒之圣者梁漱溟（《中国历代大儒》称他为——现代圣人：梁漱溟）精辟的说孔孟之道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然而，这“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的孔孟之道（儒学）到了董仲舒手里，却被变成了基于维护皇权的“儒术”。 1. 董仲舒阉割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大树皇权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最重要，土神、谷神次要，君主不重要”《孟子·尽心》）对于世界上没有充分克服争王争霸、奴役同类的兽性的各级统治者来说，是反感的。于是，“民为贵”从古到今都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异解，孔孟之道得不到真正的传承。其实，中国古代的确有以民为贵的君王。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答藤文公问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为了彻底解除狄人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放弃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这，岂不是“民为贵”的做法吗？如果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周太王那样的圣人胸怀——以“民为贵”、“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从小到大灌输在全世界人的脑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了普天下人的德性习惯，“万世太平”就真正有着落了；当一再遭人轻蔑的“教育救国”理念变为“教育救世界”的共视、当人们从小到大离不开的教师成为各国神圣而幸福的职业时，我们的国际社会就真正和谐了。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的思想。”为了传播真正的孔子思想，应该先从破坏孔子思想的史上大学者董仲舒说起： 董仲舒首先把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抛在一边，异解孔子对礼仪而言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孟子对和谐社会关系而言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把它们变成了“王道三纲”——“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将政治法则与人伦关系构建于自然（天道），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根据“天人感应”学说，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中万事万物以阴阳五行归类来演绎事物的方法，说什么“王者配天”，将皇帝归类为“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子”。因此，“一 董仲舒又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 儒学经典《中庸·第三十七章》说“唯天下至圣……配天”，董仲舒却说“王者配天”，君王是当然的“天子”。从古书上见到孔子、孟子虽然也称君王为“天子”，那只不过是礼貌的从俗称呼而已，而董仲舒却把这种名不符实的称呼变成了像父母、子女、夫妇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伦称谓，并在他著的《春秋繁露》里创立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说。他的书仅为我所用地引用《论语》，基本不用《孟子》，还反对孟子“人性本善”的理论，说什么“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民性能当之，过矣！”“真天……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意思是：孟子认为人民本性善良的说法错了！是上帝特意法定君王来管教不善的万民。 董仲舒再为皇帝抬高身价说：“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此孝道也。”如此，只要当了皇帝，人君就已经不是人了，只是对天尽孝道。其实，老百姓也是天子，只不过董仲舒将其变为了皇帝的专利——古代史册、“五经”里的《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给他们立了君主，立了老师，只是叫他们协助上帝宠爱老百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尚书·泰哲》又说：天所看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也确是宠爱老百姓。然而，他们以 自古以来，很多官吏施政的理念是“民主”——“为民作主”。老百姓一直认为“为民作主”的官就是好官。“为民作主”替代了“助上帝宠之”——“为民作主”办的事，都是利在百姓吗？全世界的公仆如果都“助上帝宠之”，地球村的村民们的日子就太幸福了。难怪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要矢志不移地传播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公天下”的爱民政治。 可以说，“为民作主”与“助上帝宠之”是全心全意爱民与否的分水岭。“一 孔子说：“君主使用大臣应当以礼相待，大臣事奉君主应该以忠诚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做大臣干的事，是用正道来事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儒学经典《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上这些，表明了孔孟之道提倡爱民如宠子、施政相互尊重、人格关系对等、行政以道义为重的原则；孔孟之道与后世儒学的最大区别是“民为贵”，而不是“君为贵”。因为“君为贵”，因为小集团的利益，中国——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以生命为代价的非正义战争。 生命，是人生最根本的东西。然而在自己及亲友的生命没有丧失之时，人们似乎不十分珍惜它。古今中外，抱着弱肉强食理念来对待弱者的人不少——只有动物才弱肉强食！这是人与动物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大写的人，更应反对变相、间接地人吃人。古今中外，抱着“各为其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不思考战争的性质，被别人利用而战的人多如雨点——不是“牛毛”，是“雨点”，只有雨点才多得难以计数。现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中还存在从原始时代开始追逐猎物，争夺食物、配偶，霸占地盘时就有的杀戮意识和崇尚武力的爱好。（关于“集体潜意识”，请见拙文《提高一切学科质量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人类科技头脑越发达，杀人武器越精良，毁灭人类的能力也就越强大。人类社会想得多的是政治、经济，而对于人类生命的认识却没那么深刻……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论语·颜渊》子贡向孔子问政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如“迫不得已要放弃，在这三项里哪项先？”孔子回答：“放弃军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去兵”。不过，孔子并非反对备战。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使对于个人的生命，孔子也是十分珍爱的，他因为当时用活人殉葬的事非常生气，于是骂道：“最初制作假人陪葬的人，（引发了后人用真人陪葬的做法）他应该断子绝孙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一书的第一篇，孟子就引用了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说明老百姓生命的珍贵。 孔子又说：“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再如孟子对梁惠王说：“路上有饿死的人你不知道开仓救济，老百姓死了，竟然说：‘不是我的罪呀！是年辰不好的缘故哟！’这样何异于拿刀把人杀了却说：‘不是我杀的呀！是武器杀的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 对于《孟子·尽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统治者都耿耿于怀——直接反对或曲解的政客不少。很多人都用《尚书·五子之歌》上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去异解“民为贵”，认为：“孟子的‘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的意思”。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仍然沿袭……非也！“民为贵”就是老百姓最重要——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痛恨地称那些统治者是“人牧” ，谴责他们把老百姓视为邦本（牧群）的绵羊，任其驱赶、宰杀。 “孟子的‘民为贵’”不等于“民为邦本”。应该这样解释“民为邦本”――老百姓是国家的“邦本”，是社会的细胞；对这细胞是爱，还是利用，又是另一码事。“民为贵”，就是爱这“邦本”、爱这“社会的细胞”。我们通过对《孟子》的学习，可以这样说，在孟子的心目中，“君”仅仅是一个人，“民”是百姓，是百家之姓……成千上万；君王应该为人民服务――“助上帝宠之”百姓。强将“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老百姓则成为邦国（牧群）的绵羊、是君王（牧主）的本钱，官员们则是为君王“牧养子民”的；“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是豢养老百姓，是为统治者的国着想。“民为贵”释为“老百姓最重要”，则是爱老百姓，为老百姓的生存着想。 对于“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这种不顾历史事实，不通文义的武断解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贤是不苟同的。严复在《辟韩》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候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康有为在《孟子微》说“民贵君轻……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之法也！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从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早已发明之。”；梁启超在《读＜孟子＞界说》：“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心，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庶近之。”；蔡元培在1900年的《上皇帝书》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秦汉以来，为总办者……夺公司以为私业。” “民为贵”是孔孟之道的精髓，是最大的“仁”！一般的人只知道爱自己及亲戚朋友，哪里想到过爱普天下的人。如果人类社会以民为贵，世界各国将投入战争的巨大财物用于为生存服务的科研……人类摆脱了像动物一样盲目厮杀、对头领的屈从和盲从该多好啊！ 孔孟之道的儒学本来是和谐全人类的瑰宝——董仲舒阉割了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大树皇权，皇帝的权威有了董仲舒的儒术理论支撑，就绝对“合理”化了。如此，汉武帝当然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皇帝们独尊这样的儒术，历代儒家推崇的“王道”实质上变成了“霸道”，《礼记·乐记》提倡的“平均天下”变成了镇平天下。 董仲舒主张学术与思想的“大一统”，符合汉武帝好战的心理。他把《论语·宪问》的“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并主持盟会，没有用武力）放在一边，说什么“大一统”是“天命”，人不可违，把自卫战争变成一年又一年的，损失极大财力的毫无道德意义的侵略战争，使老百姓一万又一万的无辜死于王、皇争夺地盘的战争中了。 就像诸葛亮这样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赫赫正派的名人，也为“大一统”发起过多次劳民伤财、牺牲无辜，毫无道德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为忠君义主所损——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病危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着回答刘备：“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可以看出像诸葛亮这样“优秀”的治政家，也不是以国以民为重。“忠”“义”，使他忽视了苍生……仅为刘家的天下鞠躬尽瘁，干了很多“各为其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