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中刑法规定的一大遗漏
本来早已是重复发生、见惯不惊的类似案件，根本就不值得大呼小叫。只是《检察日报》非得要用一个以数字为主要内容、并采用黑体印刷的标题来吸引你的眼球，不由得在编辑“险恶用心”中自愿上当的同时，也要胡思乱想一番并发表点议论。
报道中说，据检察机关指控，在1999年7月至2008年3月的9年间，梁晓琦先后8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589万余元。88次，确实够狠够多的了。看来，梁晓琦是习以为常了。甚至，梁晓琦早已经不需要工资、津贴、奖金等正常的劳动报酬，而以非法收受的他人财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了，还包括作为其他奢糜无度的、各种“爱好”的主要开销。
刑法理论告诉我们，惯犯主要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某种危害社会行为的犯罪。因为惯犯是故意地、多次地实施同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人犯了多个同种罪行。这种犯罪的危害性大，主观恶性深，所以刑法在把它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的同时，并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由此说来，除非有特殊的事由，否则的话，凡是惯犯，刑法都应当规定较重的刑罚，以体现出主客观相统一、罚当其罪、罪责相适等原则。
贪污贿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采用了定量的方法来认定罪与非罪。即一般情况下，只要个人涉嫌犯罪数额满五千元，就应当负刑事责任；例外的是，情节较重的，（依照司法解释）满两千元也会受到刑事追究。尽管这些规定受到指责（例如，贪污与盗窃、诈骗，手段性质基本相同，都是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但盗窃成罪数额却要低许多。况且，贪污罪侵犯的客体还多了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问题），但在刑法未进行修改的前提下，也只能严格执行。
同样是采用定量方法来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人却没有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那么幸运了。排开具体的数额要求外，刑法还规定了其他的内容。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处......；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等等。
由此可以看到，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中，无论是刑法本身的规定，还是通过司法解释的阐明，多次（一般为三次以上，包括本数）实施同种犯罪的，在量刑时通常上升一个幅度从重处罚。例如，多次抢劫与抢劫数额巨大并列；盗窃数额较大与多次盗窃相当；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与诈骗惯犯或者流窜作案一致，均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实际上，还有许多涉及数量、甚至未涉及数量的犯罪，也往往会在刑法规定中有所体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乃至司法的具体操作，而将惯犯或多次犯罪的行为上升一个档次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贪污罪（受贿犯罪依照本规定）处罚的标准，以五千元为基本起点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二款虽然有“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的规定，但也应当达到5千元的标准。即：不满5千元但多次贪污、性质恶劣的行为也不会受到追究。当然，实践中，尤其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5千元的数额实在是太小了，没有必要以罪论处，近年来立案、起诉、定罪标准的不断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虽然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有“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一般也要求达到2千元），须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才可以立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在这里，“情节较重”并不包括多次贪污在内。同样是该立案标准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须要具有“（１）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２）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３）强行索取财物的。”等情形之一的，才以犯罪嫌疑论，也不包括“多次收受贿赂的情形。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些都是我国刑法有关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其前提是行为人必须构成犯罪。是否构成犯罪，主要是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的成立及其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取决于该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同样是贪污、受贿，一次（甚至是一时糊涂、临时急用）的行为，比多次（甚至强令索取、刁难要挟）的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还是主观恶性都要轻浅得多。况且，从教育改造的角度看，前者也很容易达到“治病救人”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同种多个行为的犯罪从重或加重处罚，还是一个国际通例。我国刑法在多数犯罪中也体现了这一法律精神要义。要使定罪量刑真正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和客观危害性紧密联系，我们就不应当对职务犯罪法外开恩。惟有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内涵才能充分展现。而且，这也符合当前“加大反腐败力度，（通过立法）挤压腐败空间”（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媒体评论语言）的发展方向。
要么进行刑法修正，要么通过司法解释，将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多次行为”作为刑法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四）中的“情节较重”予以明确，并将之也作为“5千元以上”从重处罚的情节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