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34条对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情形作了具体的规定，周正龙一案显然不在此列。既然如此，有关部门何以自作多情，出力不讨好呢？其间可能包含的因素，是因为此案属于公共事件，媒体高度关注，但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开始就被认为程序违法而受到学界的批评，进而担心律师抓住这些问题在法庭上进一步杯葛，需要指定“靠得住”的律师在法庭上配合。

在周正龙以纸老虎忽悠全国人民时，他在打虎派眼里，是一个集无知、愚蠢与胆大妄为于一身的集合体；当丑闻最终穿帮，却只有他一个人被戴上手铐或将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人们忽然对他同情起来。其实，他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作为一个即将面临刑事审判的犯罪嫌疑人，他需要的是法律赋予他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要实现这一权利，以当事人自己的意志，聘请一个值得信任的辩护律师至为关键。

我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不管你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官员，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旦受到刑事指控而站在被告席上，面对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公权力的时候，你事实上已经变得一无所有，唯有法律才是正当的防御武器。但法律知识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复杂而深奥，一般人对此知之不多，需要聘请专业的律师协助——用土话说，就是找个内行的帮手，为自己实现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

既然受到刑事指控，嫌疑人多半是干了杀人越货、贪赃枉法、坑蒙拐骗之类的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律师要为这样的人帮忙，在法庭上与检察官甚至法官分庭抗礼，不是在程序上“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在实体上纠缠不休，颇有些大逆不道。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侦查机关宣布成功侦破了一起案件，庆功宴上一番推杯换盏，论功行赏之后，剩下的就是到法庭上走个程序，将罪犯送进监狱。但自从有了专门帮助“坏蛋”说话的律师，过去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审判就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在乎的程序正义，现在也成了被告人用来反击控方的重要武器。

这样一来，刑辩律师就成了一个警察、检察官、法官都不喜欢的“苦主”，被视为邪端异类，而排除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有时还要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这个在公权力的夹缝中生存的行当发生了“异化”，有些律师开始寻求与公权力结盟，以获取其他人轻易得不到的东西。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刑辩律师德萧维奇（Alan M Dershowitz）说：“我们能有现在的自由，我们能有一个即使腐化不公、仍能疏而不漏的司法正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论争的刑事诉讼制度：通过这个程序，每个被告都可以挑战政府。”可以想象，在刑事法庭上，一旦辩护律师被迫或自愿与公权力结盟，律师的职业合法性将被颠覆，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9月20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以周的辩护律师身份出场的一名律师对周夫人说，“老周罪行严重”。周夫人当场很生气地问他：“你是什么律师？花钱请你是为了辩护，你却说这样的话！”作为农妇的周夫人，尚且知道“花钱请你是为了辩护”，而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竟然在开庭前主题先行，认为“老周罪行严重”，实在是对律师职业的莫大讽刺！

“周老虎”案件所反映的律师问题，不过是这个行业“异化”的最新例证。倘若律师将寻求与公权力结盟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意味着独立自主的辩护走向死亡，程序正义的防线被彻底弃守。那时候，或许真的该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

 

走向死亡，程序正义的防线被彻底弃守。那时候，或许真的该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