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这件事儿，是因为与杨帆教授有过两面之缘，感觉他身上出这种事儿不稀奇，二是自己也进过政法大学，“就饭”期间有过特殊的经历，至今还刻骨铭心，所以老惦记这家号称最“政法”的普通高校。希望母校混得壮，留意着它的新成就，有没有在大会堂新租场子，会不会出丑让不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看笑话啦，等等等等，人同此心。其实我也挺关心北大三角地的命运的，可北大的事儿轮不上我操心啊，上边儿还不是说拆就拆了，号称清流满地的北大，连个响屁也没能放出来。咱就只能关心关心法大了，杨帆教授气焰嚣张的冲冠一怒，于是乎映入我的眼帘——这又咋的啦？

料想这些年政法大学的成就，应该是大大的有了。原来说政法大学在昌平，县城东关荒凉得很，现在改说昌平在政法大学了，哪儿都繁华似锦了，房价快上万了。普通高校的花样多，以“显学”为主营业务的法大，赶上这拨儿依法治国的“咸带鱼”，吃下了那么多张糖饼，不可能老是“一条没钓来”，用不着去鱼市买鱼也早就鱼满舱了。风闻母校尊重文凭引进不少奇才，连荣获了美国院士的高人都纳入麾下，足见领导者就算来自齐鲁，但他不是武大郎。更难得的是，母校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身了，教育部的处长只要屈尊下嫁，走运了来这儿了，没准都能当个副校长。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武夫，筑巢引凤之后的法大，如今是既有法学院又有商学院，杨帆教授肯来商学院坐堂，该是学生们天大的造化才对，可怎么会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呢？

原来是学生们逃课逃得不得法，教授应对得明显不着调；是学生逃课气懵了教授，然后是教授骂街气疯了学生，丑闻发生了而且泄露了，这便是我眼中“杨帆事件”的因果。先说学生，逃课得有讲究，谁都逃过课，你得看人下菜碟儿，你不能逢课便逃，不能谁的课都逃，尤其不能逃最后一课。杨帆教授生猛异常，业内有口皆碑，选课时有眼不识泰山也就罢了，逃课前总该上网再打听打听，要知道你是不是惹得起他。所以明智之举，是要么既选之则安之，选了就甭打算逃，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要么干脆别选，反正他不能绑票儿——除非必修课不选他没辙。举例来说，当年吴仁华先生讲文献学史，总共就我们俩人儿听，我和师兄也轮着逃过，但他不曾动怒，师徒情同莫逆；国际共运“崩盘”前夕，共运史恩师堂堂点名，前半场熙熙攘攘，后半场冷冷清清，老师索性取消了中场休息，我们则待之以通宵的扑克——早上撞门进去，找个旮旯儿坐下，应卯呼呼睡去，彼此相安无事。

以杨帆教授的涵养，能忍到最后一课才大发雷霆，学生们该知足了。他毕竟不是萧瀚啊，不是以谦逊见长的书生，他可是走到哪儿横到哪儿，在江湖上脚面水平蹚惯了，怎么能咽不下这口气。但堂堂的大牌儿教授，关起门儿来跟自己学生玩儿颠峰对决，怎么看怎么等于给自己搅局，何况剩下的都是人中之选，他们是你的铁杆儿学生他们没有逃课啊。窃以为教授不仅不智，而且大可不必。这下儿好了，网上情景再现，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直纳闷儿，心说怎么这大学教授都跟流氓似的，斯文扫地了还不算完，恐怕接着还得擦地——“长太息以掩涕兮”，教授这样儿真不值。

我理解杨帆教授的苦恼：为人师表的行当，往台前一站，好歹传道授业解惑，要能有郭德刚那人缘儿多好，千把块钱一张票，进来不乐意听了，想走你都挤不出去；一亮相就有碰头彩儿，临了返场谢幕，还得再说一个钟头；顶不济了，也得有贺卫方那气派，一场下来要是没能挤倒主办方的两堵承重墙，哪怕大家也依依不舍的，那都算是惨败——杨帆教授对学生逃他的课冒火，这属人之常情。我不理解的，是他那火干嘛冒出来三丈高，我的课也被逃到所剩无几，一场讲座才三十来人，其中一定有托儿，我不也是笑容可掬照讲不误吗——我总不能一看人少，就在台上不打算活了吧？

谁都知道，逃课的学生未必真有出息，但不分啥课从来不逃的，一定不会太有出息，莫非杨教授从小到大就没逃过课？那你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出息呢？想想过去看看眼前，既然自己逃课得家常便饭，将心比心，而今哪怕只剩下桌椅板凳，也不好全怪到学生头上。再说你毕竟有权让他“挂科”嘛，何必开口骂人呢？

印象中原来大学里有很多课，简直瞎话连篇，讲的和听的都昏昏欲睡，这种要是课不逃，的确耽误时间。现在学校咋样了，我很隔膜。但我想杨帆教授的课，总该言之有物，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他是学者，肚子里总该有料，学生们一概逃之夭夭，这道理恐怕说不通，杨教授该生气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年我们上学国家花钱，不交学费还领工资，人家出钱安排工作要拿你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使唤，投资人书里夹带些胡言乱语，似乎硬气一些，所以逃课也约等于追求自由，而且有 “国有资产流失”的含义在焉；如今时代不同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供孩子上学爹妈累到吐血，学生花着爹娘的血汗，能考进政法大学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要是说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逃了之，我也不全信。

学校提供的既然是有偿服务了，教师就该真有学问，要好好备课该尊重人格。只要讲义津津有味，讲得有滋有味，不是光卖门票不卖力气，学生是不会逢课便逃的。倘若提供的还是二十年前那种教育，又要严防死守不让逃课，那岂不是收了学费谋了钱财，还非要耽误时间害死孩子的性命不可吗？邓公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是让我说呀，谋财害命的教育，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学教育。

其实，学生们逃些课不要紧的，他们还是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听课的也不会都成为杨帆那样的本土经济学家；要紧的是，这回他们被名教授骂了个狗血喷头，身心受伤那是一定的；教授批评学生们逃课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教授臭骂了学生，而且这事儿闹大了。学生们是有点麻烦了，“挂科”难免，除非教授自杀或者他杀了；教授也有些麻烦，这么难伺候的教授，看以后谁还敢选你的课！学生们选别的课把学分修够也就是了，反正逃课了没有成绩也不算吃亏；但日后若真是没人选杨帆教授的课了，“扬帆”想起航时却总是门可罗雀，就算你是校长大人的同学，有他在位没人能把你从法大逐出去，但老这么呆下去，有劲吗？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有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既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里，师生关系这么难处，这无疑是一个跨世纪难题，完全可以孵化成一门新的学科。政法大学从“杨帆事件”入手，把他树为新学科带头人，招兵买马组建个新学院，打报告申请部级课题科研经费，如此不仅化被动为主动，取得比证据科学学院还领先国际水平的成就，也未可知啊。

当然，这一招儿奏效的前提，是赶紧从教育部大权在握的小处长里边引进人才，给他们先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那就一切好说。

浦志强 2008年1月6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