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扬

很久没有看期刊论文了，潜意识中认为国内的期刊论文大多并无学术。无意中查阅被列为重点核心的《法学》月刊，看到两则有意思的“通报”。一则为该刊2009年第4期，认定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决定“3年内不再接受刘松山先生的任何投稿”；一则为该刊2009年第12期，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两次会议认定，刘松山的行为属于学术失范，不构成学术不端，该刊编辑部决定撤销第4期的通报。2009年第12期的通报对刘松山的学术失范行为，没有做任何处理。与此同时，《法学》月刊社的主编童之伟被降职为副主编。

学术不端与学术失范区别在哪里

《法学》月刊社的变故，必有玄机。我很想弄清楚，学术不端与学术失范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否则，一个著名刊物不可能一年里针对一个事件连发二则通告，华东政法大学也不会针对一个事件连开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如果第一个通告处理正确，华东政法大学则涉嫌包庇学术不端，公然违抗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命令，且涉嫌对《法学》月刊社负责人打击报复。

按照一般语义学的理解，“学术失范”的涵义广于“学术不端”。媒体文字“北大复旦校长谈学术失范” （中国新闻网，2009年03月15日）、“学术失范缘何屡禁不止代表委员议学术道德建设”（光明日报，2009年03月13日）及“科学网：外媒关注中国科研造假：根本原因在于学术失范”均作如此解读。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华东政法大学连开两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纯属多余了。华东政法大学显然认为，学术失范仅仅是学术上不符合有关格式规范，这种违反仅仅是一种过失或者无知，没有恶意，而且没有造成侵权和其它损失，不需要进行惩处；学术不端，则带有恶意，违反学术道德，才需要加以惩处。

法律人强调准确，这也是正义的最初涵义。我查到了教育部的命令，其中含有“学术不端”的法定定义。

教育部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包括七种情形：（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四）伪造注释；（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七）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其中第七项属于列举，类似广义理解的“学术失范”。

再看权威的学术定义。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公司研制的基于全文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认为，学术不端不但包括抄袭、伪造、篡改、不正当署名，还包括一稿多投、一个成果多篇发表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其中“抄袭”包括：论点（结论、观点）抄袭；论据论证（实验和观测结果分析）抄袭；表格数据抄袭；图像图形抄袭；概念（定义、原理、公式等）抄袭；文章套改；引言抄袭；句子抄袭；段落抄袭；章节抄袭；全篇抄袭；等等。清华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较“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更为广泛，“清华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认定学术不端行为还包括：滥用机密性，包括泄露单位、集体和他人的专有信息和技术秘密，以及以不正当行为封锁资料、信息，妨碍正常的学术交流；包庇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对举报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实施打击报复；等。

以上可知，国内学界关于“学术不端”并无一致的定义，“学术不端”与“学术失范”也无严格的区分，但普遍认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属于“学术不端”。实践认定，以教育部的法定定义为准，较为适当。

刘松山到底是学术不端，还是学术失范

对照《法学月刊社》的两则通告。2009年第4期通告认定，“刘松山先生的论文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宪法学》教材和其他关联作品中原文照抄的字数达2，350字，且未注明出处；照抄部分占全文比例达17.1％；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其照抄部分占讨论解决问题部分的文字的比例达57.5％；就重要性而言，其照抄部分包括了全文大多数重要论点。”

2009年第12期通告指出，“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于2009年5月13日、11月25日两次召开会议，经过评议与表决认为，刘松山发表论文时，部分内容重复了已公开发表的与他人合作作品的内容，且未注明出处，其行为属于学术失范，不构成学术不端。”读到此则通告，我不禁惊叹中国文字的精妙，翻手可为云，覆手即为雨；也为华东政法大学的包庇行为遗憾；更为华东政法大学对旗下的《法学》月刊社进行打击不耻。

明眼人一看便知，《法学》月刊社坚持原则，学风严谨，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它的上级。“部分内容重复了已公开发表的与他人合作作品的内容，且未注明出处”，属于明明白白的侵权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侵占他人劳动的行为。华东政法大学也许辩解，刘松山大量摘抄的是与他人合作作品，有部分内容属于刘的个人成果。这个“共有”的概念，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诸多专家们不可能不懂，作为法学博士生导师和华政“韬奋学者”的刘松山也不可能不懂。

实际上，本人仔细对照相关论文，发现刘松山的论文不仅多处重复共有作品，还大量抄袭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中的论点、观点和结论，重复论证，让人以为刘松山的发现。属于典型的抄袭行为。如“人民法院无权适用宪法”；“人民法院无权根据宪法裁判案件”；“人民法院适用宪法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主要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施宪法”；等等。

教育部关于“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定义，对刘松山的行为完全适用；按照“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学术定义，大量重复自己的作品，重新发表，亦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华政的失范，显示中国大学的危机

华东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法学专家云集，是中国东部地区法官、检察官的摇篮。可是，就是在这所不久前刚刚隆重举办“中国法学家论坛”的高校，不仅明目张胆的包庇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公然违抗教育部命令，对弘扬优良学风的学者打击报复，不仅令人想起几年前的另一所大学的“扬帆门”事件。

“扬帆门”的主人翁曾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学术是失范的，没有公认的规范啊！什么叫抄袭，什么叫造假，这个规范明确写出来了吗？你去高校问问，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就拿金仁淑来说，她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抄袭，她说那篇文章是被抄袭者主动提供给她使用的，她只不过没有给提供者署名，怎么能算抄袭呢？”（杨帆：中国的大学学术失范，《青年周末》，2008年10月16日）

如果说，“扬帆门”时期对学术不端尚无公认的规范，在2009年教育部对学术不端行为有较为清晰的标准后，华东政法大学仍拒不承认，则可称为大学的失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古训。大学的失范，不仅助长了当前师德败坏的风气，而且危害诚实、责任公民意识的形成。虽然教师仅仅是一个职业，但如果连教师都没有了道德，那整个社会是不堪想象的。

相比较而言，《法学》月刊社2009年第4期通报，“3年内不再接受刘松山先生的任何投稿”，对刘松山的处罚较为轻微。华东政法大学不仅赦免了刘松山的学术责任，反而制裁维护学术道德的学者，实在不能让人想出其中的理由，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学理念能够培育诚信的法律守卫者。

  我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按照您的定义，基于人性的－－人的尊严和良知的某种认知，可以称之为某种普世的的论点，那我不知道一剪梅老师是在那个层次，何种意义上认为这种普世论是需要进行对话和协商的？要对话和协商什么？

  答：谢谢你的光临！一剪梅确实不反对普世价值，并且自忖也反对不了普世价值。不但如此，在《法治讲演录》中对中西几种普世价值还有专门论述。但即使如此，所谓普世价值也是对话的结果，而不是训话的结果。即使基于良心和尊严，也需要对话。如按照良心，在汉民族地区，先人过世，“入土为安”；在有些藏民族地区，却非如此，先人过世，剁为肉块，期望尽快被鸟类吞食。按各自的“良心”标准，对方的做法则很不“良心”。咋办？对话、理解，尊重各自对“良心”的理解。再如按照西人的“尊严”，初结识的男女分别时行拥抱礼，再正常不过，甚至是双方相互尊重的体现；而在伊斯兰世界，初结识的男女分别时有此等行为，非但不礼貌，可能就很不照顾人家的尊严了，甚至是对信仰的亵渎了。可见，良心、尊严等固然是普世的价值，但它们表现的方式却形形色色。惟其如此，对话就殊为必要。

还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谈，所需要的是“理想的言谈情境”，这可以看作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条件共识，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前提预设。就像在古小说中经常能看到的两位将军大战数百回合的诸多描述那样，交战者必须遵循基本的条件——两人交战。如果一方的哥儿们忍无可忍，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上场替自己的将军帮忙，那就破坏了这种交战（武器的言谈）情境。类似问题，在现代所有竞技体育运动的规则中都可以得出。

问：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各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很正常。就算我们姑且认可这些“普世论”者很虚伪－实际上这无甚确证。但如果我们要追溯每个作者的利益背景，那我不知道法学史－－甚至学术史该怎么写。如果我们非要用无私去做为衡量标准，那这个世界可能没有政府和学术是合格的。

当然，普世论被当作工具的情况是有的。但任何一种学说被政治化都可能存在这种后果。我们不能只把这个罪过安在普世论上。

答：一剪梅恰恰把“有私”作为一种普世的事物看待。呵呵。本文的意见，只是为了反驳一些个把普世成天挂在嘴上、笔头，但在真正需要处却悄没声息的人。记得有人在这里留言时，为了反对本文观点，甚至以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图解“普世价值”！为一些个“普世论者”在海地地震面前的无动于衷而辩护。对此，一剪梅只能报之以“呵呵”了。

《东方法学》杂志2010年第一期目录

学术专论 评议澳门依法改革博彩业                       李昌道           内容摘要：澳门博彩业由来已久，一技独大。回归前长期实施专营权；回归后，2002年依法改革，开放赌权；2008年，中央提出：促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这是2002年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为此，澳门特区实行多项重大措施。赌权开放，美资大举入澳门。当前面临的是两种不同的博彩缺席的整合难题，以及与其他行业安排不平衡。澳门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国家安全和澳门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键词：澳门博彩 依法改革博彩  赌权开放 从“天宇案”透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宋锡祥 高大力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中央及其地方政府经常作为被告在美国法院被诉。就在2006年，加拿大天宇网络有限公司对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美国法院于2008年作出二审判决。此案涉及到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关于延期提请移送管辖期限的特别规定，国家豁免的适用，商业活动例外条款的适用和“直接影响”的认定等法律问题。深入研究这一案件，有助于为今后涉诉案件寻求相应的抗辩理由及应诉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天宇案 移送管辖 国家主权豁免 论我国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                 王恩海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第96条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具体案件引发了诸多争议，亟待予以明确。文章首先以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规定”的不同表述为依据，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然后以具体案件为例，论述如何查找国家规定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和被告人所属单位制作的规定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中的“国家规定”。文章认为，刑法第96条的规定是刑法为实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有利保障，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必须以宪法精神为解释原则。 关键词：违反国家规定 国家规定 法制统一原则 社会保障视野下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之思考             柴晓宇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定位模糊及价值定位冲突、宅基地使用权不完整、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应当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规范土地流转，将土地流转中的收益用于集体内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 社会保障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流转 公共产品供给与使用中的权利救济路径选择    王继文 颜运秋 内容摘要：公共产品因其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其在供给与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困境与纠纷，而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司法。我国目前公共产品纠纷的司法解决方法主要是传统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是这些传统诉讼模式局限性的存在，不能克服公共产品外部性带来的困境。公益诉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在解决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上存在着天然的理论和制度契合，这为公共产品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产品  外部性  司法救济  公益诉讼 理论前沿 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倾销行为的法学和经济学辨析 姚琦 邓志松 内容摘要：全球危机下频发的国际贸易战，虽有WTO相关协议规则的框架约束，但仍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出口国深受其害。其中既有危机所逼迫出来的各国国内政治、社会压力的推动因素，又有WTO协议规则过于原则、留出很多弹性空间以及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诸多不利条件义务的设定等因素。中国要摆脱当下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态势，从自由贸易区路径上寻找突破更为可取和现实。当前不断扩大的自由贸易区签订范围和数量，都是在地域历史、语言文化、经贸法律等方面没有太多相近性的国家间进行，实事求是、逐步推进规则安排，更符合国际社会务实、求同存异的理念。 关键词：国际危机  倾销行为  价格歧视  WTO  FTA   国际贸易   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宪法价值回归            唐光诚 内容摘要：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呼唤与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遥相呼应。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将推动中国检察制度在探索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制路径中回归宪法价值。 关键词：检察制度 行政检察监督 宪法价值 行政公诉 我国福利性住房同住人权利及保护                  崔剑平 内容摘要：同住权是我国家庭成员对居住的福利性住房享有的共同权利，具有交换价值；同住权变动时，居住在福利性住房内外的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的补偿以平衡各自利益。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对既存的同住权加以肯定，设计相应的保护制度。同住权与居住权、典权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其法律地位不可否认。同住权是永租权、居住权在中国公有制条件下延续其生命力的一种进化，使永租权、居住权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扩展。创设为物权，使其具有更大的技术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较好地满足人们利用财产的形式上的多样性需求，更好地贯彻权利人的意志。对购买福利性住房产权的纠纷，应以主张共有的方式，将其纳入现行法律体系处理的思路。 关键词：福利  住房  共同居住人 数字技术与版权制度的未来                       熊文聪 内容摘要：从历史上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跃迁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版权制度的基本原理，只是因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进而对版权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为解决信任危机，平衡作品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人类需要智慧、勇气与合作精神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办法。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勃兴带给人们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和全新的思维理念。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力，司法裁判者应保持克制态度，而立法者则应兼听各方意见，吸纳民间智慧，以完成版权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平滑过渡。 关键词：技术革新  商业模式  交易成本 版权正当性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                      任学强 内容摘要：面对权力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仅应当享有普通侦查权，而且应当享有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特殊侦查权。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缺失，普通侦查权面临内部机构、外部纪检部门的双重分割，造成侦查权的双重缺失，这是反腐败不力主要原因。因此，在内部应当整合侦查机构，集中行使侦查权；在外部合理划分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维护侦查权的权威性，是控制职务犯罪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职务犯罪 普通侦查权 特殊侦查权 劳动者保护法律体系中公司法的限度                张  辉 内容摘要：劳动者保护对公司组织法和行为法的渗透都只是作为一种监督机制，而且是基于局部利益的监督，不可能成为公司法的主流。公司法上最普通的资本关系——持股仍然不能满足劳动者保护的需要。唯一能够提供理论依据的就是特别股制度，即将职工的股权设置为区别于非职工的其他股东的股权，或者增强其对董事或监事选举的表决力，或者直接将这种股权配置一定数量或比例的董事、监事名额。如果能够建立起劳动者与公司之间如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本关系，则不仅劳动者的公司法保护基础更充分，而且保护机制也更全面。公司法或企业法中的劳动者保护必须纳入公司组织法和行为法框架中，否则公司法或企业法就失去了作为独立于劳动法的法律规范的价值。 关键词：劳动者法律保护 公司法 劳动关系 职工管理权 行政解释的实然与应然                           孙日华 内容摘要：行政解释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视角发生了错位，对行政解释存在诸多错误误解与偏见。行政解释的概念混乱、主体不明、性质模糊、缺乏实践运用技巧。学界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口号的呼喊阶段，既没有形成学术共识，也没有为行政法治提出具体的解释技巧。所以，对当前行政解释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论证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行政解释就是行政机关的解释行为，包括抽象和具体的行政解释行为。行政解释受到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制约，在不同场合下具有不同的效力。司法机关必须通过新的解释与裁判弥补行政滥权造成的社会不公。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行政机关的解释需要有明确的分工，避免互相侵入各自的领地，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合作就体现为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不同程度的尊重，区分不同诉讼中行政解释的特点，实现行政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行政解释 抽象行政解释 具体行政解释 司法审查 中青年优秀法学家专栏 中国台湾检察权定位、配置及其他 （上）            万 毅 内容摘要：检察制度研究是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专题和领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热度”。 台湾检察制度研究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学术紧随实践而脉动、检察官群体尤其是基层检察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制及检察机关重建以来，大陆法学界关于如何科学定位和配置检察权始终存有争议。比较两岸检察制度研究，可以发现存在着很多共通性的问题，例如，检察官的定位问题、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分际问题、检察官行使包括羁押权在内的强制处分权的合理性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台湾地区检察制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上，对于大陆的检察制度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检察制度 检察官 检察改革 检察独立 检察一体 检察人事权 海牙取证公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陈力 内容摘要：海牙取证公约意在协调各国因司法制度差异以及司法主权要求而产生的域外取证冲突。在各国对公约规定的取证途径（尤其是审判前发现程序）以及公约排他性适用等问题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公约的排他性适用并积极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同时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国内立法灵活适用公约，从而在坚持国家司法主权的前提下提高域外取证合作的效率。 关键词：海牙取证公约　审判前发现程序　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域外之窗 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王森波 内容摘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自In re Marriage案至2009年5月26日Strauss v. Horton案审结虽已告一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这场风波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论争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全面地反映出同性婚姻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同性恋运动的一个斗争策略。他们所争取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更多的权利，而是一个“名份”，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同等对待的态度。 关键词：新疗法使用和告知  患者知情权  疗法选择 从“埃鲁阿娜”案看植物人的生死决定问题         徐铁英 内容摘要：医疗技术的进步催生了植物人这一新现象，它对传统法律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与植物人有关的法律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终止维生治疗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人的生命的“剥夺”，与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矛盾，因而很难取得统一意见。意大利司法界以患者的医疗自决权为基础，用推定的方式还原植物人就自己的生死的意志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国立法可借鉴这种做法。 关键词：植物人 医疗自决权 生预嘱 推定的意志

 

——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认识

周诗淳

    首先，请读者注意： 历史的经验证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不能保障世界和平，当今世界各国几乎沿袭着上世纪“那些‘善良’ 的政府总想用‘在和平中准备应战’ 之原则，去为和平铺路”；用武力来制止或对抗武力的主动或被动行为——战争不断;杀人武器越来越精良！因此，有识之士又想到了在几个世纪以前就闻名于世界的大道德家、大教育家孔子、孟子那能够和谐世界的学说——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奖励在教育、文化等方面贡献卓著的各国人士。这是首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

令人遗憾的是，董仲舒变异了孔孟之道来让统治者“独尊儒术”；朱熹篡改孔孟的儒学，成为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 为统治者主张什么“ 一切俱在圣贤书中”……

误解孔孟之道不仅是几朝几代人了——孔孟之道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推行过！历朝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是被董仲舒和朱熹异化了的儒学；五四运动应该反对的是以董仲舒和朱熹为主的变种儒学。

由于伪儒学“独尊儒术” ，“ 一切俱在圣贤书中” 等流毒；到“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而统一学说……的弊端 ；到那些仅为政治经济利益生活者们拿孔孟之道说事的世风所误，以至当今不乏“五·四” 时的愤青型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孔孟之道是无济于世的封建文化，用来和谐社会，简直是“扯淡” ！其实，这是一种“全盘西化” 式的极端态度，也属于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模式——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文化，认为只有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善就解决了社会弊端；以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应在制度上着力，拿道德“树人”，“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得其臭而已”。

 殊不知“政策是人制定的……”；如现代兴新的经济法的“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政府失败”（国家宏观调控的失败）——政府行为的不可控性，即使在美国、韩国等法制先进国家，也照样存在。因此，“世上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然后知非法法也”——然后知道不是法律的法律！）。再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迫使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善于思考分柝历史，观察社会 …… 而不是一味地企求、依赖似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制度；不讲道德……

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认识

首先向读者解释一下大家最反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见于《论语·颜渊第十二》 ：“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 “……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 。齐景公说：‘好呀！果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得到而享受吗？’” ）

可是史上，到董仲舒那里就大变了！他想汉武帝所想，把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要；领袖不重要”）抛在一边，异解孔子对礼节而言的“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及孟子对和谐社会关系而言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把它们变成了“王道三纲”——“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将政治法则与人伦关系构建于自然（天道），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根据“天人感应”学说，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中万事万物以阴阳五行归类来演绎事物的方法，说什么“王者配天”，将皇帝归类为“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子”。因此，“一国之君……至贵无敌”。

朱熹更是悖离孔孟之道，不尊重人的生物性——孔孟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朱熹却将“王道三纲”发展到禁止寡妇再嫁，说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腐儒们并将此说扩展成愚忠的格言，以至中国人传统的奴性（如对“为民作主”的盲目信任；对“父母官”“子民”称谓的习惯）、愚忠，苟安，代代相传，导致封建社会的漫长，极权统治的延伸。南宋以后历朝历代皇帝都以朱熹神化“天子”、愚忠皇权、规范思想、简朴生活的《四书章句集注》（伪儒学）作为教材，作为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历代皇帝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法定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伪儒学绝不可能“对中国思想史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影响”的负面因素不是来自孔孟的儒学，而是朱熹借题《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恣意发挥而成的变种“儒学”。

董仲舒说“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朱熹进一步奴化一切成就归功于皇上的“义”，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然而孔孟之道不是这样的——孟子与董、朱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

其实， 孔孟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为了规范人的社会、家庭礼节行为，而不是要人愚忠……；当今世界各国，亦无不在“等级制度的既成框架下，规范人的行为”。要不，国际和国内重大的会议、外交场所上……岂不乱套？岂不成为娱乐厅、市场……要不，一个家庭不分老少……岂不乱套？

董仲舒说：“下事上（“上”，指皇帝）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朱熹说：“臣之于君，竭其忠诚”，“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也！”。而孔子说的却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没有规定不怎么干，只要与道义并肩就行了。）而为这道义所干的事，绝不能“功不至于百姓”。 如《论语·宪问》记载：

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认为管仲不但没有为他的主子公子纠殉死，反而投靠公子纠的政敌齐恒公，做了齐恒公的宰相，未免不仁。孔子却说：“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管仲相恒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如也？”（管仲辅佐齐恒公……使混乱的天下得到匡正，老百姓到现在还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还是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着那么土气呢！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守着小礼小节，受辱自杀在小沟渠里而没有人知道吗？）。

史上，沟通中西文化的大师林语堂在《孔子思想的特性》一文中说：“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八九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 ；“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仁’字解释做‘爱人’ ，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 而对于管仲却“如其仁，如其仁” 的大加赞扬！孔夫子如此教育学生，足以说明孔子的“至圣” —— 早日摆脱战乱，使普天下（全世界）的百姓安宁，才是最高的“礼”、广义的“仁”。（ 历代的统治者最怕丧失权力，都用“忠”来防治背叛，以“大逆不道” 置其于死；从不权衡这“背叛”是否更有利于天下百姓生命之存在、生活之安宁；几乎从不宽恕为了普天下百姓安宁之“叛逆”。

有的知识分子以为“历史进步了” ，只有当代文明的人士主张“改良” ，反对“取而代之”式的“革命运动” ；反对无原则的忠于领袖……。其实 ，几千年前的孟子就感悟出以战争夺取政权的不仁——“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认为冤冤相报的仇杀下去，等于自己杀自己的亲人—— “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 子·尽心下》）

孟子思想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对于是否处死某人，竟提出了颇具民主色彩的判决方式：“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这，不是陪审团式的民主判决吗？这，不是与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相抵触吗？这，不是在反对借经复辟吗——与所谓“领袖的指示就等于圣旨” 的现代封建主义思潮格格不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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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现在韩寒与郭敬明的粉丝群到底是谁更庞大谁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似乎他们都不愿意自己被置一地地比较。谁叫他们鸣放于同一个时代舞台，具有不少相似又有更多不同。谁叫他们这样深刻地影响着80后甚至更多人的成长与生活。谁叫他们悬挂着一个时代超越文学意义上的文化符号。

尽管当事人多么不愿意，但我们还是自然而热衷于频频提起。世间有很多“既生瑜、何生亮”的类比。就像《高地》里那对战斗了一辈子的难兄难弟，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拥有一个强劲的敌手。也许韩寒和郭敬明都不会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敌手，因为无论思想还是处事风格都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比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无论明暗，都聚集成就与毁灭的力量。

花了大半个晚上看新闻中的韩寒，无意附带上了郭敬明。很诧异的是，我竟然会挨到今天才去相对近距离地接触这两个先于我成长的文学偶像。从视频中看韩寒与郭敬明的印象全然颠覆了既存的所有形容，我很奇怪这场颠覆为什么会来得那么迟，又来得那么偶然。

看到韩寒的瞬间，我想到了这个笑得挺好看、说话节奏也不甚快的男生是韩寒吗？照片总是见过，只是一旦附上了语言与表情神态，这种感觉就全然不同了。然后一种猎奇探索的本能驱使，然后见识了新闻界的娱乐本质就近不久挖出了韩寒的女朋友。然后关于他和郭敬明的对垒铺天散地，从韩寒的男女有别到郭小四回敬韩寒想消费他，再到网上有人说韩寒是阿凡达，郭敬明是孔子，及之前比较正统的形容“小偷郭敬明”与“公民韩寒”。

从一直对李庄案沉默的情绪中走出来，我突然想到一个不尽恰当但却总有几分匹配的类比，那就是“小偷郭敬明”与“公民韩寒”正是中国法治成长阵痛下的产物，代表着法治进程的两种交织并存的现态。

韩寒出道比郭敬明早，但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带来的影响曾经壮烈而广阔。放在那个对45度角仰望天空、记忆如钢铁长城般坚固、悲伤逆流成河、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年代，我会本能地捍卫郭敬明，捍卫那种成长的忧伤，像包庇一个没有敌意的坏小孩一样认同他的抄袭是抄出了更高的水平。想起高中那个躲在书店角落里看庄羽的《圈里圈外》时，一面感慨那什么小北的同名，一面又琢磨着这个郭才子怎么能这么有才地将幻城与梦系列推出市场如此火爆呢？想起那个熄灯后还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梦里花落的苦情戏感动地稀里哗啦的自己，现在不免要对那样的自己嗤之以鼻。就像我们习惯将琼瑶式的表达当作一种煽情矫情的讽刺，而全然忘却曾经我们就是这样被琼瑶着长大。

2

中国的法治是在在清末闸门大开后的“小偷大抄”中起步而上的，到了市场经济，就越来越擅长于文坛商人的市场运作模式，移植与借鉴出了中国特色。那种扭捏作态的伤情文风好比法治少年的幼稚病，总是在模仿成熟人士的行为中遭遇了现实的凄风迷雨的打击，然后莫名的忧郁涌上心头，哦，绝望啊绝望，这个世界的温暖怎么这么短，这个世界的黑夜怎么那么长？中国法治的成长忧伤欲与何人说？

个人享乐主义是文化小资的特色，世界小地剩下了那些时髦打扮呼唤出来的深情。法律人职业伦理道德被长期漠视的格局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常态。直到窥探的镜头刹不住车，法官与律师情妇的高频曝光威胁到了我们的生活秩序，才想起别人床上的事情不是不该管，不是不能管，而是必须要有章法约束到法官以类的法律职业者的德行。

那些在泥水深潭里呆过的人总是会有那样发人深省的教化，还是不要进去吧？你不会想象地出里面有多少黑？可是固执如我们，我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然后撞头碰壁的终有牺牲者出来，没有能斗得过而夹尾巴出来，只能用让人费解的认罪来做最后的负隅顽抗。而更多的人被这样黑水的描述吓倒了，怎么办？退有他路，华山何恋此道呢？

那种高明的玩弄市场交易的商道手法如小四一族获得了金钱物欲的盆满钵满。这样的开路者实则有自己的艰辛所在，他适应了需求者的市场，熟谙成名的法则，于是，他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法治的市场也是势利的，最先也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也是为金钱代言说话。无论他佯装何等的脆弱，何等地楚楚可怜，他背后的金钱靠山让他瞬间变得无比地锋利强大，可以立马左右很多人的命运。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法治是从做小偷开始，偷得律法卖银钱。偷有很多种，明暗里，偷理论、偷制度、偷技术、偷人、偷心。偷之高境界在于大偷胜小偷，小偷胜偶偷，偶偷似无偷。偷来还要完成自己的嫁接，这就要看水平与功力了，能者既要获得市场，又要获得人心。蹩脚的就是胜了官场丢了情场，或是两相尽失还要人人喊打。

做小偷在于胆大与脸皮厚，哪怕抓住了也死口不认，打死也不道歉。这样的小偷会很有市场，事业还会如日中天越做越大。很多没被抓住的暗偷似乎更得意逍遥，管我偷钱偷情，楞是没人敢办我啊？谁叫我的关系利益网络是如此强大挺拔，我的机关是如此戒备深严。

市场经济下的法治阵痛是必然的，我们不必掩装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深深迷恋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物欲享受带来的刺激。我们用那些所谓的青春疼痛来和这个世界展开着对话。哦，煞风景的，我竟然有点忘了郭小四的那些曾经气断山河感人肺腑的话语。但是，也正是因为阵痛，让我们开始看清这条路上曾经有过的何其绚烂的风景绝对不是过眼烟云。你看，小四同学的《最小说》依然销售火热。他的存在与大行其道都是制度推进中的合理解释，只是，感性蔓延的边界总会迎来一种适时的停驻，噢，是该冷却冷却了。

3

“公民韩寒”的字眼不用主动找寻却会扑面而来，甚被誉为老少皆宜。也许借由“个性韩寒”所带来的转折正如法治面临的一种挣扎中期待的理想转型一样，从那种功利至上的悬若云端的急进中滑向了反思批判归如尘土的现实主义。问题主义与实证思潮成了法学研究与法治发展的新出路。在这场几乎并时产生的阵痛中出土的依然是一个80后，一个成长中的80后在公民社会的期许中成为了公民代表。

韩寒无疑是这场阵痛中为数不多的自由者。他的勇气让他拥有了更多与权力抗争的机会，也赢得了更多那些怯懦者实现隐愿的掌声。无论是在上海世博论坛发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唱反调，还是在厦大游说文化大国的种种真话，或者是在他的言论阵地，他的博客里所关注的社会民生杂谈、为弱势群体的发声已经超出了社会对文学韩寒担当的期待，然后我们在不断领略着那些诙谐的真话。

法治转型只是说法治的面向更有选择性，是扬弃而非抛弃。也许，几年前，我会说，我没有多喜欢韩寒，我确实挺沉陷于郭敬明营造的青春世界。我也许佩服韩寒的个性，但我成为不了他，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不了韩寒。几年后的现在，我觉得我确实喜欢上了这个公民韩寒，我开始排拒那个文字中忧伤裹挟的郭小四。我相信这样的公民韩寒终将会花开漫地。但我不能不承认，小四同学曾经给我们的青春制造过很多感人的催泪弹，也制造过很多不切实的向往。也许现在是回归尘土的那一刻，我才可以确定那些幻化的云彩始终是要归入河流的。

抛开对“小偷郭敬明”与“公民韩寒”的个人好恶，中国法治的成长成熟也是从接受生命历史中每一段真实的存在开始，坦然地接受一个小偷的自己和另外一个为权利而抗争的自己。成长的生命之所以会阵痛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两个自己会时刻不停地打架，在叩问着何处是我们可以皈依的理想？什么才是我们脚踏实地的现实？

也许诚如李庄一样，他注定是做不成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也许这本身就是对时代的一种苛求。但我们相信这样的人物终将是对历史的推进起到重要的作用。政治的权术斗争会产生多少李庄样的人物呢？李庄样的人物又反赠给我们的民主法治多少反思与自省的精神呢？

猜疑与思索铸就了通往了真相的道路。我们何尝不是因为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小偷郭敬明”和“公民韩寒”开始而越发独立与理智呢？中国法治的成长也会在阵痛中生成一种自我检阅的机制，学会了不再盲目。

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一个并存“小偷郭敬明”与“公民韩寒”的时代。我们又何其有幸，在阵痛中自我成长、效力于中国法治的成长。

      行文末了，一剪梅诚祝北大法学院能广开言路、团结精进，并引领中国法学不断前行……

【明报专讯】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元老近日联署致中央公开信，要求纠正对「刘晓波案」的违法错判。公开信指出，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这是以司法名义损害中共的改革开放形象。建议中央採取实际步骤，敦促北京一中院撤销刘晓波一审判决。据了解，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已有反应，参加联署的元老中有人接到警告，有人被劝喻「外出疗养」，亦有人家中电话被切断，多名联署者昨日均表示暂不方便接受採访。

20名联署元老平均年龄超过80岁，加入中共党龄平均逾60年。其中有94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90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87岁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着名散文家袁鹰、着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着名大律师张思之、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

称人民有权利表达不满

这封由1月28日开始草议，至昨日中午才定稿的公开信指出，一审判决书有关刘晓波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但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进步！其次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第二条罪状。可是「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中共重要主张，载入中共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正确言论吗？

据本报了解，公开信的多数签名者已受到有关当局的压力。签名者之一邵燕祥昨日对记者表示，他本人并不认识刘晓波，但对刘晓波在1989年「六四」当晚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大学生离场，避免更大流血事件印象深刻，今次参与签名主要想表达公开信中的重要观点。

【上书全文】请中央纠正对刘晓波的违法错判

刘晓波一案，国内外关注。读一审判决书，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感到不能令人信服。这样判决，我们深感震惊。

我们这些人，大都在党内生活工作了六七十年，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切身体会到以言治罪对我党的事业和形象的巨大损害。现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又以司法的名义损害我党改革开放的事业和形象，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刘晓波的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问题在於，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间。有不满，才有进步。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怎？能有社会进步！

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的第二条罪状。可是，我们并未忘记，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我党的重要主张，载入党的二大和七大文献，怎？刘晓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惟其如此，更应比较各种学说，广开言路，详论得失。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的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吗？

我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但也深信，依靠封锁或镇压得不到真正的稳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正是因为执政者不能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与弱势群体交流沟通，化解纠纷。这种制度性的社会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腐化丛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相信中央领导对此有深入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

刘晓波一案，隐含值得警惕的动向。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是否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停滞？人权状况是否恶化？事关重大，我们建议中央採取实际步骤，为全国人民树立遵守宪法的榜样，敦促北京一中院撤消刘案一审判决，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并以此例为戒，带领全党顺应时代潮流，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李锐（94岁）李普（90岁）杜瑞芝（89岁）冯兰瑞（89岁）吴象（88岁）彭迪（88岁）何方（88岁） 杜导正（87岁）锺沛璋（87岁）袁鹰（87岁）纪希晨（87岁）张思之　江平　杜光 戴煌　姚力文　邵燕祥　李冰封　郭道晖　顾骧

2010年1月28日
 

今天看了新月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总结，以及他要发展的所谓“马克思法哲学的论纲式的叙述”（详见《 札记：意识形态与法律问题》）。从一定角度来看，新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超出了历史的范畴，有了一定的创新。但是我们必须说明，新月从个别文章的简要论述，从而总结马克思的中心观点，很显然不能准确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脉搏。

一、是世界塑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世界

“必须着力强调的一点是，从马克思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叙述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将感性的人之间相互发生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切入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将这种广义的社会关系视为现成的，与主体相分离的“物”，而未能察觉这些关系同样是主体历史性活动的产物。在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下，主体的一切成了仅仅是这种现成的，与主体相分离的“物”的反映。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则着力强调了主体的能动，否认主体的一切仅仅是一种反映，但是唯心主义哲学未能察觉所谓的“主体”并不能抽离客观世界而存在，主体是客观世界塑造的主体，这个塑造的关键就是通过客观的社会实践关系完成的。”

“必须着力强调的一点是，从马克思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叙述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将感性的人之间相互发生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切入点。”应该说，新月的这一强调，不能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和马克思原著中找到论据。根据本人上学时老师教导的观点（当然我不一定认可），马克思在对社会进行研究时，有两个切入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就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当然马克思本人当时研究社会现象时的确切切入点在那里，因为他本人没说，因此所有的结论无非是一个猜测。

老师的观点为什么认为马克思将“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切入点，因为马克思认为人与物的关系是具有物质性的。而且是社会的首要物质性。这种关系表现形式为人与自然的交换，具体内涵定义的概念为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互换”，具体内涵定义的概念为生产关系。

而新月自称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却不尊重马克思的一般常识，好像是要闭门造出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需要说明，对一种理论逻辑论证的“原生态”不尊重，是对该哲学的背叛和亵渎。如果我们只强调第二个切入点，抛弃第一个切入点，历史唯物主义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岂会流传至今！当然我们对新月君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以此为指导的现实，的的确确是非常的不如人意。这样就使得一些坚定的和深深的迷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打击，希望振作他。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中的不尽人意，并不是他的逻辑出现了重要的谬误；岂不知他与人性具有巨大的分裂性和不可融合性。应该说这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将这种广义的社会关系视为现成的，与主体相分离的“物”，而未能察觉这些关系同样是主体历史性活动的产物。在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下，主体的一切成了仅仅是这种现成的，与主体相分离的“物”的反映。”

应该说，在这里新月又犯了以前的逻辑分裂的毛病。同时我们需要强调，新月的这个“与主体相分离”并没有去费尔巴哈哲学中找论据，而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得出的。而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的：“撇开历史进程，把宗教感孤独加以观察，并假定出抽象的——独立的——人类个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那不能把理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之多也只能作到对‘公民社会’内各个别个体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公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的社会或社会化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之《费尔巴哈论纲》，第403——404页，1957年五月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看官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物是“与主体相分离的物” ，也没有认为“主体的一切成了” “与主体相分离的物”的反映。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怀疑新月这个观点的出处。哲学的错误，往往就是一种误读！

 “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则着力强调了主体的能动，否认主体的一切仅仅是一种反映，但是唯心主义哲学未能察觉所谓的“主体”并不能抽离客观世界而存在，主体是客观世界塑造的主体，这个塑造的关键就是通过客观的社会实践关系完成的。”

在这里，我不知道所谓的“主体的一切”，包括不包括主题的肉体。如果包括，谁又敢说肉体是客观世界的反应。我好想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哲学家，以此观点，新月也可以在哲学上“另立门户”了。“主体是客观世界塑造的主体”，在这里，我们便可以声称，我们不是父母“养”的了，我们包括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客观世界塑造的”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主张，我们的任何成绩与他人无关，而是“客观世界塑造的”结果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执政也是“客观世界塑造的”结果，您们 “被执政”也是“客观世界塑造的”结论了。哈哈哈哈！

二、实践是什么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完成了这个超越，并不在于用主体吞噬了客体，也不在于用客体粉碎了主体的能动性，而在于用这种关系的具体化，实践化否定这种主体—客体二分的模式。”

请问新月，什么是“实践化否定这种主体—客体二分的模式”？还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于物质。如果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所有物质又具有多样性，都是分立的相互排斥的。其实我一直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然我么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论述。只是在这里说，就马克思论这个结论，也不是一个正确结论。

同时我们发现“实践化”比实践多了一个化，这个术语具体是什么含义，我们不知道，新月也没有说。我知道，实践使主体和客体发生了联系或者说统一起来，还是头一回听说“实践化否定这种主体—客体二分的模式”。或者本人猜测着想，这句话的内涵是，人的行为趋向于实践，而这些实践将这些主体与客体确定为一个事物，这个东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说是新月所谓的“客观的社会实践关系”。

“主体是这个世界塑造的主体，而客体是主体具体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关系而能动的意识到的客体”，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新月用错了字，还是什么问题，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句话。在这句话：“客体是主体具体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关系而能动的意识到的客体”，主语有客体，谓语也有客体。假如我们套用这个句式，“新月是老师用讲棍儿打到的新月”，通过这句话我们自然理解可能有两个新月。以此类推，是不是新月的观念中还有两个客体的概念。如果真要如此，他需要特别标明某个主体和客体的内涵了，否则就会发生思想的分裂。

“这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模式。因此，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绝不强调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只要存在“决定”，就必然有一个从属一个主动的区分，就必然认为这两者是能做出这种区分的，而这一种区分恰恰是马克思所否认的。”

这段话像是与我们的观点很相似，因为我们主张依赖和制衡，主张多样性发展爆发的启动力，社会合力的推动。但是接下来新月却提出“马克思哲学绝不强调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只要存在“决定”，就必然有一个从属一个主动的区分，就必然认为这两者是能做出这种区分的，而这一种区分恰恰是马克思所否认的。”不知道这个观点他问没问过马克思，问没问过当局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剩余价值论的核心环节是什么

“这个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著名的剩余劳动价值论中的核心环节”，请问新月，您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剩余价值的核心是可变资本！这是一个上高中老师就讲的常识呀！

““经济基础”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就是其他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我们看到，新月有意无意的省去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字样，同时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改成了“等社会关系”。这样一修改，不但使我们不懂新月，也不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了。那您还批判个什么？因为您不懂，批判就得胡说！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新月的理解是否正确，“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这种剩余价值存在的状态）不可能摆脱被压迫的地位，而资产阶级在这个状态（在这种剩余价值存在的状态）下作为一个阶级能够始终保持优势，而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巩固。”我们必须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竞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我们看到，在这种关系下，穷人和富人发生着有序互换。比尔的产生，预示着其他时代的结束。同时我们也看到，富人在一夜之间变为穷人的鲜明例证。但是在计划体制下，最穷的穷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比如改革前的农民），是很难成为城里人的，就别说领导了。

当然，可能有人辩解，资本主义或者说现在的中国，一个人想变成有钱人（资本主义资本家的一员）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很多富人，他们创业时并没有很多钱，因此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资本。同时，每一个劳动者也许都有一点积蓄，甚至这个积蓄比许多大亨的原始创业资本还要多。而且很多资本家在创业时是一人生产，一人销售。如果真像老马说的那样，这些劳动者早就自己挣自己的那份剩余价值，还争着抢着要求别人剥削干嘛呀？

同时，我们看到，新月是将两个阶级作为置换的前提，阶级是什么？一部分人的团体！如果这个团体观念不消灭，这个团体就不会消灭。比如一个家庭，算是一个团体。但是一旦四分五裂相互断绝关系，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会化为虚无。更何况阶级！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们都说中国现在没有阶级，尤其是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我真的不认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呀！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正好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穿着条状外衣，在垃圾堆寻找食物。我不知道他今天运气如何，但是我知道我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无产阶级是指他们，还是指我们？

而我知道，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有我这样的人，却很少出现那些流浪的人。原因就是国家的钱用于了福利，个人的钱用于了创新和发展。而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主要生产资料以及大部分生产资本都在国家手中，为什么福利却搞得这么个样？于是，很多人又会重复一个早已经落入俗套的结论。拿我们找不到的生产力来做挡箭牌！

“生产关系的这种具体客观性的结果，就是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客观的。这一点在军事上是格外突出的，当军事实践的主要兵器是机枪和火炮的时候，战术组织形式就是堑壕战，而当坦克成为标准的陆军装备并且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机械化摩托化的快速突击就成为军队主要的组织形式。违反这种组织形式的结果就是被历史所淘汰，当然，这种淘汰在不同的实践形式下有不同的形式，对于战争而言，就是死亡。”

我们看到，他在形式上做文章。而没有在内容上说话，为什幺要挖战壕？难道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战壕的功劳？是小米加步枪的功劳？任何形式表现内容的时候都是有侧重的。从部署上看可能表现如此!但是从战略和政治上看，则又不仅如此。

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也是资本的一个角度的形式，并不是内容。

尤其是新月提出的“对于具体的人的再生产”，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养育子女，绝不是再生产一个自己。或者是在社会中生产出极端一致化的人类机器。我们所期待的，是每一个子女，都有创新的思想，都开创一番事业。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期待！

接下来，新月谈论什么“总体性意识形态”，还谈到“法律是整体性意识形态的具体化”，这使得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产生的根源。如果以这种国家观念治理国家的话，我敢肯定，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消灭了所有的人，自己最终也将灭忙！由于这种观点早已经被人们驳倒，因此我便不想在这里赘言！

    打黑切忌大跃进

    据新华社《重庆时报》报道，重庆市政法委透露，春节前，重庆所有重大涉黑案件将全部审结。截至目前，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193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21.746亿元。另据统计，截至1月3日，重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黑人员565人，提起公诉涉黑案件31件534人，一审开庭审理26件417人，已宣判20件304人；二审受理涉黑案件10件154人，已宣判6件71人。不少涉黑人员被以代号关押，代号不解密，律师见不到当事人。律师会见当事人被监控被录像，必须要专案组成员在场才可以会见（上述文字均见网络，成为“公识”，恕不指明出处）。

    看了上述文字，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打黑莫不要成为新的大跃进？虽然不敢说现在已经是一场新的“公安大跃进”，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迅速回到法治轨道上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打黑大跃进在所难免。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八：第一，重庆打黑组成了245个打黑专案组，涉及警员7000多人，散布于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各个区县之间。这种游离于正式制度系统以外的权力无限的组织，很像大跃进中的种种“工作组”。第二，法律规定的公检法之间的分工牵制关系被打破，三家成一家（当然不是全部），这就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体系被打破，为权力的独断专行开了绿灯。第三，从法庭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审判程序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第四，从二审全部“维持”的结果来看，高度怀疑二审终审制虚置。第五，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第六，刑法第29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2000）》等法律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第七，从“渝内”和“渝外”专家截然不同的声音（最近有了改变，例如徐昕教授昨天就说重庆打黑已经成为“一项政治行动”。法律博客http://jnjcy.fyfz.cn/blog/jnjcy/index.aspx?blogid=575333）来看，怀疑有组织地制造舆论，并且在权力控制的范围内不允许有不同看法。第八，抓人审判似乎者有计划，不像安步就班的司法行为。第九，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不接受任何负反馈意见。

    大跃进的危害年长者都知道，它的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那是“三面红旗”（另二面相信年轻人是不知道了：总路线、人民公社）之一，反对可是要杀头的。那时大家都说大跃进好，连钱学森那样的智者都发表文章用科学方法“证明”亩产五万斤是可能的，相信他是“被证明”了。如果那时有人说“不”，或者允许人说“不”，相信不至于饿死几千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对重庆打黑起码在“渝外”可以唱唱“反调”，不像大跃进时期那样只有一种声音了，因此相信那些重庆当权派也会看看“渝外”的东西，听到“渝外”的谔谔。只要不是一味“逆反”思维，相信会对它的违法做法有所纠正，不至于使重庆打黑真正发展成一场新的运动——打黑大跃进运动。这里请允许我罗苏一句，免得有人扣帽子：政治不正确。我举双手赞成打黑，因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社会义法治国家岂能不打击犯罪？问题是打黑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不仅会打了好人；而且即使是罪犯，他的诉讼权利及其他人权(比如不能刑讯逼供)也应得出保护。

   (跋:刚才在网上看到一教授的声明,感到好像有不搞大跃进的希望.因为那样的人通常是消息灵通且头脑聪明的,他可能嗅出了点什么风向.不信请看:“请跟帖的网友注意：了解到可能存在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李庄案件看法的材料，我决定保留前面帖子里提出的本人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收回对李庄案件的具体分析，以后也不对李庄案件进行具体分析。”法律博客http://lvshu1999.fyfz.cn/blog/lvshu1999/index.aspx?blogid=575391消息不知是否可靠?)

    古语说，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大跃进可谓殷鉴不远。为防止它的再生，将一份来自当年参加大跃进的老同志的反省文章附于下：

    附:

   公安工作“DYJ”

尹曙生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