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政府何其惶恐，我们的官员们何其惶恐！这是怎么了，老百姓为什么突然之间不那么容易被愚弄了？老百姓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再那么好欺负了？老百姓为什么突然之间不那么好打发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一直被大家所习以为常吗！多少政绩都是靠造假，几个犯人没挨过警察的打，政府给下的结论不接受又能怎样？可世道真的变了，老百姓说了：造假别让我们逮着，打人就敢跟你玩命，不给解释清楚了就是掀翻了天也要闹个明白。

    给所有的政府官员提个醒，不想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别再拿老百姓不当回事了。不管这些群众的行为是否过激，不管他们是否被人利用，所有这些事件的必然影响之一，就是今后再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可能会去效仿今天，因为事实证明，舍得一身刮，真能把皇帝拉下马。

　　显然，这一论断就把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看作是社会的“杂音”，形象地比喻就是“鸟鸣”。那么，言外之意，凡是与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人便是“鸟人”。

　　网上评论都说，领导人的这一比喻很形象，有大国风范。我却感觉这样对待不同意见的说法对人不够尊重，而且，也体现不出包容不同观念、海纳百川的气概。

习近平称应抱平常心对待杂音 学会与各种鸟共存

2008年07月04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4日电 美国《侨报》发表时评文章说，无论是来自某些西方政客的攻击，还是某些西方媒体的挖苦，对中国人而言，这种手法确实已司空见惯。事实必将印证，习近平对奥运杂音的解读，和中国政府办好这届奥运的底气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必是一届出色的盛会。 

 　　文章摘录如下：

　　一周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卡塔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的风波。他说，“对这些杂音，应抱着平常心对待，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习近平是直接主管北京奥运会的中国最高官员，针对他的表态，大陆网民反应热烈。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奥运圣火在境外尤其是在欧美的传递，藏独分子乘机滋事，一些政客也摇唇鼓舌，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对此，习近平作了一个比喻：在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赶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了。

　　这个比喻说明，各种鸟在笼子总是要鸣的，不鸣的鸟恐怕不是活鸟。人长着嘴总是要说话的，因各人所站的位置、阅历不同，对同一件事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相同。正视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正视客观存在。对逆耳之言，对气势汹汹的杂音，不必太在意。

　　无论是来自某些西方政客的攻击，还是某些西方媒体的挖苦，对中国人而言，这种手法确实已司空见惯。只要翻开新中国的成长史，没有那一项中国政府的举措会得到世界百分之百的赞同声，得到西方媒体一致的肯定，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诚然，另一个事实是，没有西方的“暴风”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把这些诋毁视作客观现象，折射的是当局的自信与定力。

　　当然，这并非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习近平说，“关键是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笔者认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沿着既定的目标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不彷徨、不犹豫、不退缩；其二就是从杂音中吸取某些有益之言，化阻力为动力。某些杂音也决不是毫无用处，至少使中国人对奥运会增添了警惕，增添了忧患意识，保持谨慎的作风，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从容乐观地办奥运。

　　围绕北京奥运会，中国高层展现出了空前的扎实严谨。继6月13日中共高层罕见地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强调“更加出色地当好东道主，办好奥运会”、“全力做好奥运安保工作”外，胡锦涛6月25日还实地考察了奥运配套交通设施，再度向世界发出了郑重承诺。

　　事实必将印证，习近平对奥运杂音的解读，和中国政府办好这届奥运会的底气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奥运会必是一届出色的盛会。 (一吟) (责任编辑：黄芳)

http://news.sohu.com/20080704/n257953133.shtml

   今天上网，看到章光圆先生将我与他讨论的部分文字整理在了他的博客上，我很高兴，因为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希望通过章先生的博文能让更多的人加进来，大家共同讨论。

   章光圆先生整理的文字并不完整，我将到目前为止所有与章先生争论的全部文字整理如下：

 金易万戈：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章光圆 ：于周总理个人言，我为他感到骄傲与自豪，但于民族国家言，再渲染这些，恐怕不太适合适宜了。

 大水滔天 ：

小生愚昧，弱弱的问一下章先生，为什么“不太合时宜”了呢？ 尽管我并不信奉“周氏哲学”。 章光圆：   中国更需要法治而不是所谓的能臣贤相！  成政洋 ：中国需要法治,也需要象有周总理那样精神的人! 章光圆 ：“中国需要法治,也需要象有周总理那样精神的人!”这话我不反对，但与其祈盼贤人，不如加强制度建设！说白了，人都是靠不住的！也许你这种心理代表了多数国人，但可能恰恰是这种心理无形阻碍了中国迈入法治社会的脚步！ 成政洋 ：再好的制度,在完善的法律,他最后都得靠具体的人来执行与实施.我不是说要人治,而是说中国在建立法制和各项制度的同时,必须要有具有能实施或执行法律制度的人.如果一味的强调法制,而将最重要的法律制度执行者忽略了,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岂不是一种摆设.今日的中国需要法制,也需要具有法治精神或素质的公民! 章光圆： 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律文本，更是一种循法而治的状态。如果能够实行法治，坏人的破坏作用就会降到最小。  [未注册用户] neodong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 章光圆 ：“中国需要法治,也需要象有周总理那样精神的人!”这话我不反对，但与其祈盼贤人，不如加强制度建设！说白了，人都是靠不住的！也许你这种心理代表了多数国人，但可能恰恰是这种心理无形阻碍了中国迈入法治社会的脚步！ 成政洋 ： 人是靠不住的.那么缺少了具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的法治靠得住吗?  章光圆 ：“具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不是孤立静止存在的，这样的人只有在法治实践中才会真正出现。脱离法治实践，谈论什么“具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是一个十足的假命题，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章光圆 ：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律文本，更是一种循法而治的状态。如果能够实行法治，坏人的破坏作用就会降到最小。 成政洋：法治当然不是简单的法律文本,是"一种循法而治的状态",这我不反对,但再好的法治,在完善的法律制度,它也离不开具体的人.否则,法治也就失去了意义.  章光圆：“具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不是孤立静止存在的，这样的人只有在法治实践中才会真正出现。脱离法治实践，谈论什么“具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是一个十足的假命题，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危险性。  成政洋：  我不明白章先生说的"法治实践"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难道缺少了或脱离了具备法治意识或素质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法治实践" 成政洋 ：  我不明白章先生说的"法治实践"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不知缺少了或脱离了具备法治意识或素质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法治实践".人当然不是孤立静止存在的,但无论怎样谈论"法治实践",都离不开有公正与法治精神与素质的人.

记者张海山综合报导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不顾灾区民众的呼救，以及外界的紧急救援声浪，在过了抢救黄金72小时之后才准许部份国际救援进入。外界分析认为，四川绵阳是中国解放军的核子军事基地之一，该地山区中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兵库所在地，即大量各类武器装备军火弹药储存以及新武器研发试验地，中共宁可顶着外界的压力，甚至遭受骂名，也不愿让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敏感地区引起关注而危及其生存空间。

据灾区的目击者转述：“地震发生后，从震中汶川往西南方向，去山里的交通要道就被特种部队戒严，方圆几百里之内，人兽不得靠近；而且，还有人看到在往山里去的大队军车里有身穿白色‘防化服’人员的身影。”

*兵库大爆炸 中国军队最大武器基地被摧毁

据东南亚地震军情专家透露，在收集分析汶川地震数据后，他们确认在地震震中地区还发生了非地质引发的震动，能量释放等效于地下核爆。

早前，据中新社报导，映秀镇和漩口镇的即将交界处，在距山顶还有约三分之一距离的地方，经国内专家分析研讨后判断，此震中可能发生过核爆炸，该判断与此次四川巨型兵库的大爆炸有关。

据中新社5月31日《发现疑似“震中的震中”》的报导说，5月23日，解放军四二医院、四五二医院医护人员以及北京来的部队心理专家医疗小分队在震中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一条近一公里宽的山沟，沟底全由水泥碎块厚厚地铺成，至少绵延两公里，犹如一大块水泥，被人有意敲成了直径二十至五十厘米不等的碎块。

当时有队员奇怪地叫道：“哪来这么多的水泥碎块？”因为附近没有很大的建筑，大家边走边议论，找不到合理的答案。 在歇脚时，一何姓老人描述了水泥碎块的由来。他说：“哦哟，你们不晓得，当时简直就像是火山喷发！”

何大爷介绍说，5月12日地震发生时，很多村民正在地里干活。地动山摇中，突然听到“彭”一声巨响，就看见旁边一个山顶上像是炸开一个洞，洞里像挤牙膏一样炸出好多东西。 “是岩浆吗？”有人问。何大爷肯定的说：“不是，就是这些水泥一样的岩石。喷了差不多三分钟。”

据专家说，全世界地球上有记载的地震引发的火山爆发是有的，但是还没有喷射出混凝土的火山。从中新社的报导推断，从喷发时间和现象看，没有任何自然地下火山爆发的迹象，可以确认是地下大爆炸引发的地下冲击波形成的超强气流将地下建筑物混凝土被覆层击碎并喷射到了天空中。震中所喷射出来的水泥碎块，其尺寸正是通常中国军事地下工事被覆的厚度范围。

处于震中地带的核设施的安全显然是各国政府都非常关心的对象，该地区是各国政府核幅射重点监测区域。5月18日，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空军少将马健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中国的核设施是安全的。

各种迹象和消息表明，中国军方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兵库大爆炸，整个军队犹如被卸掉了武装，新武器研制的资料、场地、人员等都遭重创。

*政治局隐瞒四川地震预警

据七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四川省大地震发生前，中共高层接获专家预测地震的通报后，为了奥运火炬传递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局常委投票决定是否发出预警，结果八人反对，只有温家宝一人赞成发出预警。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四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二零零八年五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的一年内，应注意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的预报。

当时担任副主审的中国地震学家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

四月三十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将有关预报以密件方式通报给中国国家地震局。

消息又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于五月三日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四川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警。陈一文还查阅过汶川地区震前的文件，证明该地区多次向上级报告了地震预警。

消息人士又透露，中共高层接获专家地震预测通报后，由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投票决定是否向社会发出地震预警，结果八人反对，只有温家宝一人赞成发出预警。八人否决预警的理由是为了顺利进行奥运火炬在中国境内的正常传递，确保北京奥运的大环境稳定。

*“保军防民”成为救援的最大障碍

《纽约时报》7月1日报导，来自于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大约13万人的部队，紧急进入四川山区，这是中共从1979年越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兵力部署。但是这些部队的实际部署地区，却未见报导，事实上，军事管制区占去了大部份的军队资源。

正因为事前知情，所以中共此次对外广泛宣传其高效的反应速度，官方媒体为此给予总结如下：震后不到1小时，胡锦涛向全国下达重要指示；震后不到两小时，温家宝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开会，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等等。

在军队的反应方面，则强调在第一时间，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１３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在第一时间，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在第一时间，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

然而，此次却是一场远远超出中共预想的大地震，中共预定的保军防民的部署，反到成为了实际救人的巨大障碍。

据悉，温家宝到达灾区的第一句话就是“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军方拒绝执行温家宝的命令，温家宝最后只得愤怒地对着军方说：“人民养活你们，你们看着办！”

*首先赶到灾区的是民间救援队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首支自发的抗震救灾队伍是江苏、安徽民间的一个由120人、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在四川地震发生36小时内抵达震中地区，民间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其行动之迅速，快于掌握所有先进资源的军队。

这家民间大规模救援队能够从远在江苏、安徽把60台挖掘机在36小时之内就运入灾区，而司令部就设在成都、拥有约28万军人的成都军区部队却迟迟“不能”进入灾区。

据悉，军方单位事前得到了地震的准确预报，并且根据预报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部署和预防，除了那些在西藏“用兵”的成都军区的部份军队一时无法调动之外，一部份成都军区的部队保护核设施等重要军工单位，一部份部队戒备，以防地震中可能出现的民变或其它突发事件。由于成都军区的部队大量调防军事重地和警戒，耗用大量军事装备物资，包括救人最急需的工程装备。地震发生后，家门口的成都军区无兵可用，才从济南等边远地区调集部队35000人参加平民灾区的救援，甚至征用大客机载兵前往。救人如救火，超过72小时的救援，就等于做秀，远水已不解近渴。

*外电评论：地震曝光解放军弱点

《纽约时报》报导，观察家们对中国军队的表现并不看好，中国军事专家莫维农（James Mulvenon）表示：“你是拥有一大批人急速徒步过山区，并且用双手挖掘， 这不是一个现代化军队主要的表现。”

美国前驻北京武官卜思高（Dennis J.Blasko）表示，解放军陆军有大约100架直升机载运食物、补给品和医疗团队到偏远的山区并且营救伤者。他表示，许多专家认为，直升机太小以致不能搬运笨重设备，而且没有足够的飞机跟上营救的速度。

上海复旦大学安全专家沉丁立(Shen Dingli)认为，中共军队在地震中的表现，反映出解放军并没有立即战事准备，例如像对台湾这样潜在战事。比如说，在地震发生后2天，只有15个伞兵从5000米高空跳伞地震震央附近的山区，气候不佳和地势起伏不是不能派出大批军力和不能快速行动的藉口。他说：“空军应该能在2小时内派兵进入汶川，却花了44小时。”

*“我们几乎是在挖尸体”

5月15日下午坐在都江堰市路边抽烟的一名军人表示：“我们几乎是在挖尸体。”72小时的救人“黄金时间”早已过去。

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记者与一团解放军军人前往震央附近的映秀镇。他表示，他们在地震发生后大约48小时的黄昏抵达。军人们携带的收音机只有5公里（或3英里）的收听范围。一些军人没有野战口粮，就带饼干给自己吃。几千名遇难者还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包括200多名当地的小学生。

这名记者表示，8百名伤者被带到空地等待直升机。不过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几架直升机过来，只有大约10人由飞机载走。许多人在空地上等待营救时死去。药品已经用罄。

澳洲国防部前任官员倍姆(Allen Behm)表示，中共解放军在营救受灾者的表现并不好，因为军队还是专注于传统的作战而非工程技巧。虽然努力想现代化，倍姆认为：“解放军还是建构在带领数十万军队进入战区的想法上。”

到目前为止，在公开救援的地区，官方的地震死亡和失踪数字有8万多人。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胡昌明在 5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军人从瓦砾中挖出21666人。一个月后，军方澄清说军队救了3336人。

外界分析，数字差别之大，很有可能，前面的数字包括与军事保密区的灾情救援有关统计，这方面官方从不涉及。中国和西方分析师认为，军队缺少重型运输直升机和飞机，造成在救灾初期的严重瓶颈，军队的通讯很差而且没有即时的监控图像帮助他们做决定。

*军方诸多反常与力保绵阳军事设施有关

其实，这次军方诸多反常表现都与力保绵阳军事设施有关，但是这类军情谘询一律严禁见诸报端。外国观察家看不到，那些大型的军用装备都在为核基地和兵器库等军事保障待命和使用，这是谁也动不了的资源，这样的军事设施，中国也就一份。

*广元奇迹证明地震预报被有限通知

据悉，有关地震的预报通知以秘密文件的形式下发到了铁道部，军队，煤矿系统，特别是四川核基地内的各个单位及核基地内的地方政府机构。铁道部下属设计院的一名干部，与修建铁路的地质探测有关。他说亲眼看到了下发到他们设计院的关于这次地震的预测报告汇总，不止一份，都是各地或相关地震预测部门震前就上报到国家地震局的。所预测的地震除了震级与这次发生的地震不同外其余都是基本预测准确。

在5月22日四川新闻发布会上，广元市所属的青川县县委书记李浩生介绍，该县死亡4408人，失踪296人，共计4704人，占全县25万人口的2%多一点。广元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菲介绍，除去青川县，余下的广元市区和旺苍、剑阁、苍溪三县，共计死亡113人，失踪8人，共计121人，占总人口280万的万分之零点四。

一个地级市内的两部份人口死亡相差500倍，为什么差别这样大呢？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老师在《破解汶川大地震中的广元秘密》一文中认为，这是有无预警预报的差别。广元市区和旺苍、剑阁、苍溪三县，因为提前作了预警预报预防，所以减少了大量的伤亡，否则，就会死亡万人至数万人之间。

一个地级市内的两部份人口死亡相差500倍，可以说广元市区和旺苍、剑阁、苍溪三县在核基地内或者军工系统内，而青川县不属于中共中央秘密文件涵盖的特区，只能听天由命了。

广元是四川省重要的产煤区，大小煤矿近百家，职工连家属近20万人。据该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菲介绍，除青川县外，其余县区灾后4小时基本恢复供电、供水及通讯，全市煤矿没有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当然，地面建筑和井下损毁都很严重。尤其是井下：“灾后超过平常4倍以上的井下涌水量，致使部份采掘面大巷垮塌，井下排水、通讯、机电、运输、井巷、采掘等设施设备损毁严重，全市煤炭系统生产处于瘫痪状态，”但“由于平时安全工作抓得扎实，灾后组织工作得力，全系统无一人死亡。”“目前，全系统干部职工情绪稳定”，“还组织抢险队伍奔赴青川、甚邡等地开展抗震抢险。”

把上述井下受损的严重情况，尤其是“超过平常4倍的井下涌水量”，和“全系统无一人死亡”联系起来，显而易见，震前该市煤矿肯定接获通知停产了。

非但如此，“该县煤管局还在继续宣传组织，引导其他煤矿和本系统干部职工采取多渠道继续向灾区捐款捐物，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以上种种，表明当地早有防备，“而且防备工作做得很到家”。

除煤矿外，居民也接获通知。据5月14日《厦门晚报》对大学生王秀月的采访报导，家在广元的王称：“因为政府提前通知，地震来时，父母都撤到安全的地方。”另据报导，某新华社记者发现，当地政府于事前被告知，要让容易遭受地震、地质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的单位做好准备。于是，此次地震灾区附近很多地方的中小煤矿，在震前3天开始停工。因为煤矿是最易受地震影响的。其中有些煤矿停工的理由是“地质情况不稳定”。

这里使用“地质情况”一词，显然有避免公众恐慌的考虑。它使人联想起，四川省政府网页上，5月8日有关“成功平息马尔康县地震谣言”那则新闻，就是说民众把“地质灾害”误传为“地震灾害”，以此来搪塞。

可见，震前3天，最低限度广元市所属的煤矿都接获临震预警，要求按照既定的预案加以防范了。

有人按广元数据推算，中共当局如果进行无保留的地震预报的通知，汶川地震死亡、受伤、失踪的总计人数估算应该控制这1~3千人。中共当局瞒报是地震灾难中的主要杀手。

*面临全面崩溃

今年以来的雪灾、震灾、水灾中，又有几百万家庭失去了亲人、孩子、家园。尤其在一个月前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面对灾民愤怒的“三大问责”即中共知情不报，“豆腐渣”校舍害死无数孩子，拖延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让中共难以脱身，军火兵库大爆炸，高层人心惶惶，各地抗暴事件四起，如坐针毡。

七一中共建党日前夕，中共6月13日在北京秘密召开了，由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中央高规格会议。被外界指为是诸多重大而急迫事件催生的“非常规”的“大动作”。包括中共9常委在内的25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各省区市、中央各部门、中央管理的部份企业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北京奥组委等，囊括中共全部的党政军系统现职负责人。要“共克时艰”，紧急时刻随时军管。

*官员“弃船”逃亡

与此同时，地震之后，出现一些知情的中共高级官员和家属“弃船”逃亡的现象，目前的股市、楼市的爆跌，呈现资金外逃的迹象。在中共力保奥运面子工程，政府启动资金全面救市的情况下，中国股市仍大幅下跌，显示政府的金融政策失控，知道国情的“大户”开始撤离。

现在全国14亿人口里面，拥有个人资产超过5千万人民币的有27,310人，在这其中有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有3,220人，这3,220人的数字里，高干子弟占92%，2,932人集中占据了金融、外贸、股票、开发等行业并控有大工程。贪官外逃卷出去的资金，在海外洗完钱后再转回国内投资，中共几十年吸收的外资是6,500亿左右，被贪官卷出去的钱将近三分之一。比如英属维尔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等小岛居然是世界到中国投资的前十名地区之列。这些热钱一旦撤离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

官员“弃船”的另一种形式是家属移居海外。中共中央中组部做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把赌注压在奥运上

目前，中共把一切赌注压在奥运身上，但奥运前景不妙。中共对奥运会的调子一降再降。最开始中共准备要办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包括奥运火炬传递的路线都是历届奥运会最长的。申奥之时，中共满怀信心，承诺开放媒体、改善人权，甚至答应在奥运会期间给不同示威抗议团体划出专区抗议。之后中共对奥运会的投入达到4000多亿人民币，超出最开始时预算16.09亿美元的40倍，就是为了倾力打造一个繁荣的奥运橱窗。

至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时，中共已经悄悄把最成功奥运的调子变成了“和谐奥运”，大规模逮捕信仰人士、异议人士、上访人员，借查“暂住证”驱逐外地人，不计成本靠镇压来“消音”以营造“和谐”。

一方面天灾人祸不断，一方面镇压也招致国际社会和民间的批评与反弹，最近中共把“和谐奥运”又改为“平安奥运”。距北京奥运开幕还有40多天时，媒体报导，中共在北京市内设置地对空导弹发射装备，分别位于距奥运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只有约一公里处和北京市海淀公园。

正如，北京高规格会议称“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不少新的复杂因素，党和国家工作面临不少新的严峻挑战” .

实际上，问题又回到了：“瓮安的李树芬案件”是个孤立案件？还是个集合事件？亦或是一起孤立案件引起的集合事件？

社会舆论本应代表和预示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度。然而在中国，长久以来，有些人在强制社会舆论，背离民意。这样的社会必然要出现社会舆论的潜流，如果这种舆论的潜流取代了主流的制高点，这个社会起码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危险的！

从2008年的诸多事件我们看出，在中国“唬住一个算一个”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大莫幸哉吧！

***附相关报道***

贵州省委召开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

石宗源主持并作重要讲话 林树森王富玉等出席

会议要求：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坚决依法追究违法犯罪人员。

会议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必须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石宗源要求，要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各族群众淳朴善良、通情达理，处置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要做好这一事件的善后工作，就必须先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明了真情、实情。党员干部要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既要做好目前情绪仍不太稳定的少数群众的思想工作，又要注意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群众，出现反复。

石宗源要求，要坚决依法追究违法犯罪人员。大量事实充分表明，这次事件中确有黑恶势力直接参与、直接指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在处理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方面，对不明真相的和胁从的群众，应采取批评教育和团结的方法，绝不允许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对幕后策划、组织、参与打砸抢烧的挑头骨干分子和黑恶势力的骨干分子及其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要加强调查取证，依法严肃处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绳之以法，决不手软。

报道摘录来自：http://news.sohu.com/20080704/n257937221.shtml

该倒楣，必须倒楣！

  现代人说“倒霉”很平常，其实应是“倒楣”，并不是笔者喜欢咬文嚼字，混淆了，其意义大为不同，该倒楣，必须倒楣！否则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受难，如若不信，请网友们捧捧场，仔细听笔者一一道来。

 “倒楣”一词，出现的历史不长，但现中国人改为说“倒霉”已是它的重孙子，血统不纯，不知多少代了，据笔者考证，“倒楣”一词，大致出现在明代后期，明朝开国朱皇帝没什么文化，所以对牵涉到封建体制文化就有崇拜感，认为封建王朝的科举取士制度还是怪公平的，科举制度就成了当时明朝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一点不象现代具有“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即使读到博士，也会有去做屠夫、“卖肉”、小刀手的不确定性。因此那时，科举就是民间和朝廷都认为的“国家大事”，自然读书人这方面竞争就日趋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而且那时又没有什么“高科技”，使监考作弊防不胜防，但照样无法阻止越演越烈的贪官们借“国家大事”，敛财作弊的歪风。于是乎，一般的读书人针对这“国家大事”的不确定性，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甚为不易，和现在平民们打官司，即使依法理充足，那后果的不确定性与其等同，所以，明朝的读书人在科举中，为了图个吉利，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一个旗杆，以此为考生立胆壮志助威，时人称这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科举揭榜了，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即使是当时科举制度贪官腐败舞弊导致的，该考生的家人也要将这旗杆灰溜溜的放倒，就叫做“倒楣”。

笔者上述铺垫这些，其用意是，在明代，人们就深懂《该倒楣，必须倒楣！》，那么我们的现代社会，该“倒楣”却把那旗杆象“植树造林”那样，反会茂盛，日益粗旷，这现象在现今比比皆是，下面笔者含泪诉说，敬请网友们考证这现象是不是会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受难？如若笔者是胡说，敬请对笔者依法办事，切不可将本博文悄悄沉尸灭迹，“姑息藏奸”办。

  前两天，笔者去省高院立案室办事，满屋的人个个是土头灰脸，阴气缭绕，登了记，法院工作人员说，估计要有2个半小时的等待，才会有接待员给与搭腔。还说不许走，否则不一呼即到，就宣告排队作废。等吧，反正笔者经过这多年体制机构高明的工作作风磨练，有的是耐心。

  刚坐定，旁边有一军人模样的黑壮中年男子就对笔者开了腔，怎么啦，老兄，又没死，就不要阴沉着脸。一看就知道老兄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怎么也会吃“到”这里的苦？我就是少文化，才会到这里来的。

这时笔者注意到了，这一屋的人，唯独这军人模样的黑壮中年男子有着现中国人不多见的乐观精神。正因为这乐观精神，使笔者对这中年男子产生了几分敬意，也就聊开了。

  笔者简洁的谈了到这里来的原因，这中年男子就大声说，小事，你下面必定顺利，因为依法办事，没别的用处，就是会使自己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老练，懂得什么是生活真正的愉快。瞧你戴着眼镜，就知道你对生活真谛这方面和我没文化的苦恼一样，如你懂电脑，会上网，就替我传传这方面的道道，得到笔者的肯定答复，这中年男子十分兴奋，接着他就说出了令笔者大为震惊、也十分新颖、且令笔者很欣佩的人生哲学。

  该中年男子是野战军特务连下来的复员军人，他说的部队番号笔者忘记了，看得出，他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在特务连里，战友们称他为“老黑”，这外号，不是随便乱叫的，是部队特务连里的一个传统，也就是徒手搏斗技能可以打败连长，才可以叫“老黑”，复员时当排长，也是全军中的特等优秀射手，就是因为要回家乡讨漂亮老婆，才复员的，家乡是一个本省边远小镇很富裕的地方，在那里任乡里司法所的小领导，他是复员军人，少一些文化，又当上了乡司法所的小领导，还有其远近闻名的漂亮老婆，就使他缺少处世的“弯弯绕”，喜欢为乡亲们出头“公道”，乡亲们称他“小青天”，使他十分得意，估计网友们不看下文，也知道必然和当时当乡长的就结下了冤仇。

  冤仇起因是“老黑”处的地方，乡镇企业十分发达，所以要土地建厂就十分迫切，这当乡长的，自然不会放过这卖地“肥缺”的机会，据老黑说，有这情况，乡长们都是千万富翁，但老黑眼里容不得砂子，又不懂什么是叫“原罪”，只要乡亲们对乡长“腐败”不满，告到他那里，他就一五一十向上反映，引起乡长怨恨，开始乡长拿出钱要和老黑“和谐”，被老黑一顿臭骂，乡长跑了，却又去找老黑在乡镇企业打工的老婆领导，由老黑老婆领导去劝说老黑的老婆，叫老黑漂亮的老婆用“枕头风”来吹动老黑同流合污，这老黑还是不为所动，坚持为民办事，这下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化为敌我矛盾了，老黑的老婆和老黑离婚了，因为看出了老黑不是富翁的命，这老黑还是不为所动，对乡长“干”得更欢了，老黑上级领导也认为老黑“犯嫌”了，将老黑的举报行为称之为严重干扰了当地繁荣昌盛的大好形势，于是乎，老黑的“依法办事”的故事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老黑和漂亮的老婆离婚后，乡司法所附近开裁缝店的小寡妇看上了老黑，这老黑很有艳福，这不是笔者胡说，因为在省法院立案室聊天时，老黑旁边就站着这笑眯眯看着老黑的小寡妇，老黑也笑眯眯的对笔者说，什么都是天命，其实这小寡妇比起我前妻更漂亮，否则我和她也不会粘在一起，女人祸水呀。那“小寡妇”听了此言，一点不恼，很文雅的反驳道，如果不是我现在给你精神、经济上支持，你会尸骨不存。这小寡妇衣着得体，有着一副大家闺秀的仪态，和现在的老黑举止形态很不般配，但看得出，两人精神上的和谐，应该令现今的“婚姻法”精神也为之振奋。孤男寡女，干柴烈火，老黑就和这小寡妇住在一起了，两人没领结婚证，因为老黑说，他懂法，不领结婚证不违法，是怕麻烦，麻烦就是小寡妇有不菲的“资产”，老黑怕乡亲们说他图小寡妇的资产，才玩的招数，会坏了他的一世英名，小寡妇倒是明理，说名不正，言不顺，催着他领结婚证，正在考虑这挡事时，祸事来了，话分两头，和老黑结怨的乡长，成了千万富翁以后，也顺水推舟的成了远近闻名的“色”鬼，就是因为乡长也垂涎小寡妇的姿色，经常去和小寡妇纠缠，但小寡妇看不起乡长的德行，没使乡长得手，又无法抵挡乡长的攻势，才匆忙和老黑姘居的，其实老黑不知道这档事，后来知道了，直后悔自己警惕性不高，有损受人民军队教导多年的一个军人的声誉。这乡长没得手小寡妇，又听信了一妖人算命的说，花钱买“处”玩弄，可以得到升官发财的风水，玩得越多，此风水越甚，乡长手下的“狗腿子”就给乡长忙开了，进行巧妙的拉皮条，这附近的几所中学的小女生就遭了殃，小女生不懂事，一次得了两千元后，还能互相介绍。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次这丧天害理的行为给某一小女生的家长察觉了，其父要和乡长拼命，这乡长当然拼命抵赖，其父气不过，就和老黑申诉，老黑照例如实向上反映，上面还没动静时，老黑自己也出事了，因为这乡长见老黑既堵财路，又堵色路，恶从胆边生，据老黑说，乡长出动了40人，包括乡派出所的，一日晚上，在小寡妇家里，五花大绑了仅穿着三角裤头的老黑，还带着衣貌不整的小寡妇，罪名是“卖淫嫖娼”，进行游乡，此时老黑得到了公安开出的同一时间两张拘留证，一张是拘留15天，一张是拘留20天，游乡后，小寡妇当时就放了回去，老黑被关了35天后，被放出。还被开除了公职。

老黑和小寡妇卖淫嫖娼的遭遇至今已有八年多，老黑说他懂法，那2张同一天发出的拘留证上面的鲜红大印，仿佛是老黑被拘留35天流出的血粘上的，在诉说老黑讲得全是真的，老黑反映那乡长买“处”的事，经当地县检察院的调查，说是查无实据，老黑找出那某一小女生的家长作证，这家长说是从无此事，老黑定是梦话。笔者插话了，当时你为什么不用笔录？老黑说笔者也是梦话，我拿枪顺当，拿笔写不出字呀。所以就没笔录。据老黑说，这家长也在老黑的脑海里黑名单中，全该杀，据谣传，这家长收了乡长八万块，就天良不见了。还算好，乡政府没说老黑诬陷罪。不过老黑说他懂法，用这同一天的两张拘留证为证据，依靠小寡妇的表弟在幕后舞文弄墨，这表弟幕前从来不敢声张，从乡里一路告到省高院，就得以在这里和笔者相识了，八年多了，得到的回报，就是省高院再审了6次，却再审不判，老黑说，这里他起码来了180趟，都是催省高院快判，笔者不知是真是假。笔者就问老黑，你花这么多精力打官司，这路费也可怕呀？老黑此时声音低沉了，看得出也很无奈，但说出的话却让笔者大吃一惊，无法想象，原来老黑官司打道省城，临行时，老黑闯进了乡长的家，这乡长已经高升了，成了副县长，老黑扬言对副县长说，这一次本老黑要是在省城官司再输，也就不活了，不如闯闯祸，肯定要杀你全家，老黑一一报出他拟定的黑名单，竟有40多人，据说现在黑名单上又多了三人，这副县长就发了话了，我就是抓你不对，拘留你不对，给你游乡不对，不是死罪呀，你老黑不是懂法吗？你自己想想看。你就不要告了，我们私下和谐吧？不就是钱吗？给你50万和谐费。老黑说，不行，你自己辞职，我就不告了，否则你权力再大，结局总是我们同归于尽，还要牵涉其他。老黑杀气腾腾冷笑说，我老黑懂了一辈子的法，还是要搞暗杀违法。

  这副县长头脑灵活，忙说，有话好商量，我现在辞职，你的好处在哪？你去告吧，不管你告到何时，我每年暗中补贴你3万块，说话算话，如果你告疲倦了，你老婆受不了，又要和你离婚逃跑，你就紧急来拿这50万，从此我们冤仇拉倒，千万不要牵涉无辜滥杀。

  这老黑给这副县长说的云里雾里杀气也没了，就回去和小寡妇商量，小寡妇说，就按副县长的话这么办吧，中国的贪官这么多，你能杀完？法治也是这么肮脏，我们就得过且过吧。我相信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所以直到现在，这省高院再审了6次还是拖着不判，老黑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情况，我就是想回去拿这50万，还没理由拿，老黑自言自语说，现在杀机又在猛涨啦！笔者听着这话，寒战直打，心里在想，《该倒楣，必须倒楣！》，可这世道法治乱相，从这小乡长就该倒楣，可是却挺楣向天昂的成了副县长，在往下，这祸不是要酿成比天大？本文读者们，请你们公正言谈，是不是该倒楣，必须倒楣！否则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受难？

7月3日，贵州商报的记者采访了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和叔叔李秀中，他们均否认是李树芬的亲属组织了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游行示威活动。对于社会谣传的李秀华6月28日组织家属300多人拉着横幅上街游行一事，李秀华非常生气。“6月28日那天，我和妻子都在贵阳，直到29日下午5点钟左右才回到瓮安，从来就没有组织过家属拉横幅游行。”李秀华说。至于不法分子对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大楼进行打、砸、抢、烧，李秀华则表示“想都不敢想”，非常愤慨那些不法分子和不明身份的人用自己女儿的事情去向党委政府挑衅。李秀华说一直以来就只是希望公安部门能够认真调查女儿死因，从未想过要以如此野蛮暴力的方式解决。而李秀中说，因为侄女的死而产生“6·28”事件，他们家属是怎么都没有想到的，那些不怀好心的人打着为李树芬讨回公道的旗子，实际上是利用这件事情来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家属绝对没有组织拉横幅游行。

“现在李树芬已经入土为安了，真的不希望因为我侄女的事情再产生任何谣言，也希望群众不要相信种种谣传，我们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李秀中说。(见贵州商报7月4日报道)

从死者亲属的一般心理状态揣度，虽然不能排除死者家属为求自我保护而对记者未吐真言的可能性。但是，秉持着对善良民众和死者家属应该宽容和相信的态度，我倒是宁愿相信、起码是假设性地相信死者家属否认他们组织非法游行示威的的声明是完全真实的，毕竟他们的亲人好端端的死去了，搁在任何父母的身上都受不了，就算是组织一次非法游行示威也算是情有可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既然死者家属矢口否认组织未成年人上街进行非法游行示威，并且两位亲属一个在事发时远在贵阳，另外一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两人都不在事发现场，这就表明他们不可能煽动那些孩子“造反”去攻打公安局和政府了。那么必然是有成年人越俎代庖、丧心病狂地利用了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去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一个或者几个14、5岁的孩子会拥有如此大的政治组织能量去组织和发动这场震惊全国的“娃娃暴乱”的！

看来，政府所宣称的有幕后黑势力操纵未成年人打砸抢烧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根据的。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相信我和天下一切有良知的父母一样都有护佑孩子的天性，因此我相信天下的父母都是绝对不会容忍我们自己的孩子卷入这种血雨腥风式的巷战式骚乱的。

那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看到那张娃娃们用砖块袭击警察的照片的时候、当知道有14岁的孩子被关押进黑暗的牢房里的时候，当看到有报道说连7岁的孩子也被大人唆使从事违法活动的时候，我的心被严重地灼伤了！我的良知和天性被残忍地刺伤了！

这太残忍、太暴虐、太没有人性了！

我首先要谴责哪些颟顸、昏庸、无能的地方官员，正是他们让瓮安的经济发展失衡，导致了该地区的贫富两极分化，让贫苦的百姓们捧着金碗讨饭吃，流落在外打工糊口，撇下孩子留守故土，这些留守儿童在失去严父慈母的监护与呵护的情形下，流落街头或者被胁迫加入黑势力团伙，进而成为瓮安事件中的被黑势力所利用的“童子军”和牺牲品。

但是我要更加猛烈地谴责那些策动无知儿童攻击国家机关、实施打砸抢烧的幕后黑手，因为他或者他们显然是知道法律是不可能把14、5岁的孩子们如何严厉惩罚的，至多吓唬吓唬然后送交家长严加管教而已。但是他或者他们也是完全知道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于是，他们就用哨子指挥那些娃娃们去冲击政府、袭击警察了，而自己却龟缩在孩子们的后面不露头。

我以为，对当地的失职官员固然要依法严惩，因为正是他们的失职与无能导致瓮安出现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激起民变。但是，我同时认为：对哪些个别的、懦弱的、残忍的躲在孩子们的后面吹哨子、策动娃娃们攻击政府、袭击警察的幕后的“大人”也必须严厉惩处，因为正是这些卑鄙残忍的“懦夫”们做着把美丽可爱的花朵扔进火堆、把洁白无暇的白纸画上狰狞的图画、把人类最宝贵的未来与希望撕碎了给我们看的罪恶勾当。有种的，你们自己去违法犯罪坐监牢啊，拿着别人家的小孩子当挡箭牌和犯罪工具算什么本事啊？请问你们当过父母没有？再请问你们还算是父母吗？你们有在将来做父母的资格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特郑重提出上述建议。希望吾国贵州当地有司两手都要硬。一手抓严肃党纪国法、清理整顿干部队伍的工作，严厉追究该地官员违法渎职犯罪的责任。一手抓事件调查善后、揪出策动和唆使娃娃们“造反”的黑势力主谋，依法严惩，以儆效尤，教育我国公民以后有怨望可以依法申请游行，但是绝对不可携带娃娃上街示威更不可鼓动娃娃去搞打砸抢烧活动，以杜绝在该地再次发生“娃娃造反”的人间悲剧。

                                   2008年7月5日星期六

陈  更

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游行示威者放火焚烧、捣毁了该县县委县政府大楼和公安局大楼近200间房屋。百余名警察在事件中受伤，40余台交通工具破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此信息二日后于建党节前夜报出，神州震动，闻者变色。“瓮安”终于不安，和谐的表层被突破，社会底部的对抗、冲突与激荡，露之于外。

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提出的首要问题是：是“瓮安”？还是开放？

瓮者，封闭也。“瓮”从“瓦”，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塞上塞子，密不透风，如欲制之，瓮中捉鳖。从某种意义上看，关于民意表达和民力释放，我们过去设计的制度，例如群团制度、行政制度、信访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游行示威制度等等，其形式上虽然效仿了现代体制国家一些东西，但在大的图案的边缘勾勒了一些小的框框，在小框框的狭囿之下，大图案的设计基本不能发挥它的意义，对于渴于创造力释放和意愿表达的群众来说，这种种制度无如构成了一个瓮。瓮中之情，不能见日，瓮中之声，不能达天。

如，一边设立了信访制度，一边对各级党委、政府作出关于不得“越级上访”的严格责任规定。一边设立了游行示威制度，但缺失工会、政党、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的后盾，人人将示威游行视为畏途——只有那些不怕戴反革命、颠覆政府帽子的人才敢贸然一试。在种种有形与无形的规制之下，群众只好将牢骚、怨情、不满、甚至仇恨埋藏起来，隐忍，隐忍，而一再隐忍。

日常情况下，管瓮之人坐于瓮上，似乎很安然。然而，所谓“隐忍”，便是压抑着的一种可以爆发的力量。隐忍得时间久了，那瓮子竟会变成了炸弹——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变成一种可以湮亡城镇、当然也可以湮亡自己官位的灾祸。所以我们说，“瓮安”者，实为不安，“瓮”之极者，灾戾、惨祸是也。

有必要谈一下，瓮的制度设计者，有一种特定对象的考量。1978年，邓老爷子对历经文化大革命之乱而仍然平和、顺从的中国老百姓评价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这是邓老爷子代表一个犯了错误的统治阶级对饱受蹂躏的中国老百姓所表达的发自肺腑的感愧之言、感谢之言。没有中国人民“水”一样的柔顺性格，在十年文革、二十十八年阶级斗争之后，我们还能够坦然地安坐龙椅吗？“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便是瓮的设计者关于对象考量的判断基础。

然而，什么东西都是有限度的。另外，世界的发展变化也会促使某种“限度”发生或放宽或窄缩的变化。最好的老百姓也有忍耐不了的时候。自身文化的进步、世界文明的传播也会使老百姓对自身忍耐的合理性进行自我审视——无论对于个人幸福、无论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这种忍耐是必要的吗？

制度设计者应当对群众的忍耐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必须将他们的忍耐度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环境里去考虑。应当认为，前面提到的种种制度，均制定于文化革命以后，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体系的，已经包含着这样的判断和考量。但是，必须指出，在进行这种判断和考量的时候，设计者仍然是非常谨慎而失之于过份保守的。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没有作为制定制度的主导思想，其主导思想仍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这样有限的合理思想的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形式略有改变而实质并未改变的口径略有放大的瓮。

胡锦涛主席在今年五月初的出访中，在中日两国联合公报中声明：在追求国际公认的基本的普遍的价值方面，两国加紧合作。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在对人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方面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既然如此，我们的国家就应当按照对于人性的新的理解，进行新的制度设计。新的设计应当是：打掉塞子，放大口子，进而将被瓮者从瓮中整体上释放出来，让他们彻底见天。制度的制定者应当具备这样的哲学思想：爆炸产生于限制和约束，大的爆炸产生于大的限制和约束，面对彻底自由的天空，任何事物都会失去爆炸力——真正的安全便得以产生。

谈到这里，论题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领域，开放。谈到开放，我们必须意识到，开放决不是狭义地让外资进来，让外国人进来，让外国人到我们的土地上开工厂、做生意。开放的首要意义是自身的解放，思想开放，言论开放，信息开放，意愿表达途径的开放。如果不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开放，那么把外国人放进来，只是让他们参观一个集中营，如朝鲜对我们今天的开放一样。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这段谈话令人感动，他直面问题的态度在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但看到问题，不一定等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等于找到彻底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的方法。我们注意到，瓮安事件已经抓捕了59人并在继续抓捕，据说事涉六个黑社会团伙。瓮安公安局长已被撤职，新的公安局长已经到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瓮安和贵州地区，对于民意疏通的渠道有任何重大的改善。对此，笔者不愿意作不切实际的建议，只是提醒贵州当局者注意：如果人民同政府一样，可以通过报纸、广播、互联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想法，他们有必要采取这种暴烈地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吗？如果群众可以通过正常的游行、示威方式表达意愿、发泄情绪，事情还会一下子演变成放火、毁物、殴打公安人员的暴力场面吗？事件的参加者毕竟有娘亲、有儿女，他们毕竟不愿意遭受牢狱之灾。铤而走险，有没有来自统治一方的因素呢？欲罪于民者，先咎于已，政之仁者也。

最后归结本文之宗旨：世界已经发展到廿一世纪，“瓮安”不是适于当今之世的治世之术，开放，彻底的开放，才是通往强国盛世的唯一途径。

治国之人牢骚说：“我们不愿意夜夜担惊受怕！”，而人民群众说：“谁不渴盼和谐盛世的早日到来呢！”治与被治者有着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共同寻索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吧！

2008年7月4日于北京盛福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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