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单打独斗，包青天何在？

——唐骏的学历及其他

                        方舟子PK唐骏

最近网民对于“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唐骏的关注甚至超出了对“全球节日”世界杯的关注。虽然有一些人为之鸣不平（内中不知道有没有私有制的唐氏“五毛”），但是毕竟天理自在，据说90%网民对此表达了愤慨，这多少有些安慰。中国丑事往往是成串的，许多“唐皇”的校友因此忙不迭地修改学历。一个人学历造假，这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唐就一下扯出了那么多的老总、高管之类。更有比“真的假文凭”还要多的是“假的真文凭”。昨天我还看到“学生作弊，老师望风”的天下奇闻，可见这个社会假到了何等地步！

假文凭只是中国社会灾难性失信的一个小小的片面，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造假的巨无霸。今天在新闻中看到，中国现有网上药店过万家，只有12家合法，就是说有超过万分之9988的是假货！还有人敢说“大多数是好的”么？如果你有心看看周围的世界，看看大报小报，有几句是真话？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还称得上“真诚”？真诚的人或许比那个提着灯笼找“诚实人”的狄欧根尼时代更为稀罕，社会失信可能与孟德斯鸠批评的清代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你与社会交往，一不小心就会被骗了，真可谓“任你精如鬼，还是吃了老娘的洗脚水！”相信这个任何人都有的体验足以驳倒任何美好的说教。

面对这样无处不在的罪行，我们做了什么？说来令人寒心，就一个方舟子在单打独斗。就一个方舟子也就罢了，好歹还有一个中国人在战斗。但是令人沮丧的是，这个方舟子居然早年就在美国读书，拿的是美国的博士文凭，不是（起码不完全是）中国文化教出来的；更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是“半个汉奸”——他有美国绿卡！他所办的打假网站“新语丝”好像也是“入侵者”。

更不可理解的是，对这么一颗“独苗”，人们不是呵护他，而是千方百计排斥甚至打击他。一有风吹草动（纯粹是强迫症式的自己吓自己），新语丝就搜不到了（值得高兴的是，昨天我又可以上去了，由于次次碰壁，失去了耐心，我已经有半年多不搜它了，不知何时解禁）。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是如何决策的，在他们眼中，“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什么老是与“坏人坏事”挂钩，他们为什么老是为了个别坏人而将老百姓的眼睛蒙起来？似乎坏人就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认为将坏人坏事揭露出来才是党的形象，动不动蒙人民眼睛有损于党和政府的形象。

对于铺天盖地的造假，我们的法院干了什么呢？似乎存在保护造假之嫌，起码有不作为之嫌。例如，前几年肖传国诉方舟子案就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王海的消失也与法院的判决倾向于保护售假者有关。现在的商店假货劣货充斥，我们的法院不是为受到损害者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相反，他们多多少少在为资本家说话。起码是，法院的行为一造成公民维权行为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二没有对造假者形成有效的威慑。加上现在的调解，有几个消费者能与身价上亿的资本家耗？

社会怎么样呢？说来也心寒，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的“逆淘汰机制”，像“唐皇”那样的人正主宰着这个世界。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上海市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课题组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的调研。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一定会吃亏17.8%，大多数会吃亏30.6%，有时会吃亏41.8%），认为不会吃亏的比例还不到10%。可见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无用的别名”。对上海社会的整体诚信程度，市民仅打出5.78分（满分10分），不及格。《九成市民认为诚实守信吃亏》，发展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71523499/1.html，2010年7月7日访问。不要用“人民落后”这样的话来否定它的意义，个数字背后是公民对这个制度的评价，对所谓“成功人士”的评价。

可以说，“失信灾难”是当代中国综合病症中的最严重者，也是它的病根。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办法不同，大部分人的办法是宣传教育。我认为在一个失信的社会里，宣传教育失去了生效的条件，讲得再好没有人相信，盖“假作真来真亦假”唉！唯一的办法是“以事实说话”。

如何“以事实说话”？使造假者付出代价！在病入膏肓的中国（在诚信方面），只有“严法”才能塑造诚信。法律当令造假者将靠欺骗得来的利益统统吐出来，非但要吐出来，还要加以惩罚性责任。例如，造假得了教授，则教授无，造假得来处长则处长丢，出卖假货则罚得它倾家荡产。唯有如此，诚信方得立，社会才能走上正规，也才谈得上和谐。

　　据网上消息，济南动物园从四川卧龙借展的大熊猫“泉泉”22日晚突然死亡。据查“泉泉”是由于大量吸入强烈刺激性气体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经公安调查，22日下午，杨某某组织人员在其租赁的用于养殖蘑菇的防空洞内使用优氯净和锯末点火灭菌时产生毒气，毒气通过济南动物园用来为熊猫馆降温的排风口排到动物园熊猫馆内，致使大熊猫“泉泉”中毒死亡。 据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介绍，目前，杨某某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看到这个消息，我认为济南公安的定性是错误的，很可能会出现错案。本次事件应为意外事件，而非犯罪。

　　按我国刑法，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不服从管理，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行为。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发生事故的工厂、矿山、或企业职工。就本案而言，如果追究责任事件，只能追究动物园的员工，而杨某某并非动物园的员工，而且其生产场所也不在动物园内，而是在防空洞。只是因为防空洞与动物园相连，产生事件。杨某某对于熊猫没有保护的责任。杨某某应当不知道防空洞与熊猫馆相连，事件的发生，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属于意外事件，而非责任事故。

　　熊猫死亡已是不幸，如果再出现错案，就更加不幸了。希望济南公安三思。

　　因在外地游行，未深入研究，仅供参考。

雨桐/文

    “打错门”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我回应说：你以为警察自己喜欢到政府门前“维稳”？虽然说了，但底气总是不足，毕竟警察打人是不对的，但警察是不是天生就有打人的嗜好呢？翻书查典，思来想去，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症结所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杜绝抑或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这是读书人应有的品德和职责所在。

警察权是各种行政权力中的一种，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具有非同一般行政权的强制性，也有严格的法定性、程序性，因此，慎用警力就成为原则。警力也好，警械也好，强制措施也好，用之得当，则利于社会治安管理；用之不当，则滥伤无辜不说，还易激化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情绪，破坏警民关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人民警察法》中并未规定人民警察有殴打他人的权利，也有执行错误命令自己免责的规定。打错门中处分三个民警就觉得不伦不类。

自“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国家方略和宪法原则以来，中国已然迈入了一个“行政法时代”——相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刑事立法，九十年代的民商事立法，近十余年来，行政立法显著增加，并屡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这其中，不乏制约警察权力的法律法规出台。    

公安部孟部长强调“三个慎用”并非仅仅是个人之见或道德提倡，而是有法可依，也是地方政府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联想起瓮安事件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曾严厉指出：“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党政高级干部不约而同强调“三个慎用”，实则反衬出“三个慎用”在执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遵守，一些地方官员仍在滥用警力来处置一些本可化解或纾缓的问题与纠纷、处置一些本不应由公安人员处置的事务。遗憾的是，法规中找不到“滥用警力”的后果。如果制裁缺失，则《规定》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警察打人肯定要受到应有的处罚，是纪律？还是法律？滥用警力的制裁内容是否也需要迅速写进规定或者法律，否则，滥用警力在继续，处分民警在继续，撕裂政府与民众关系“警务活动”也在继续……

张耀杰：又见公安抓记者

7月28日，北京持续十多天的高温湿热天气，考验挑战着底层穷人，特别是从事户外工作的外来农民工的忍受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空调突然罢工，两天来本人一直疲于奔命修空调、买空调。没有想到和谐盛世里又一次出现不和谐以及反和谐的反盛世现象。

首先是我自己的搜狐博客在半个月内第二次被封杀；其次是我浏览量极小的网易博客，也被更加干净彻底地封杀。再其次是7月28日一天内，接连发生了三起与新闻记者直接相关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据周筱赟腾讯博客《记者揭黑遭全国通缉，但愿世间再无“记者劫”！》介绍，第一起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凯恩股份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属于网上逃犯，被全国通缉。目前，仇子明已经不敢到报社上班。

遂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黄井洪表示：“公安办理该案符合法律程序，稍后会对公众有个交代。”黄井洪同时强调，目前，仇子明只是涉嫌，非经法院定罪，都可以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

《经济观察报》律师项武君指出：仇子明的报道证据获取非常扎实。遂昌县公安局不去调查凯恩集团的经济犯罪，却全国通缉揭露黑幕的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7月28日当晚上，央视新闻频道采访凯恩集团的一个主任，记者问，既然凯恩集团认为记者的报道不实，可以到法院起诉，为什么采取让公安局全国通缉记者呢？这个主任说，我们把情况反映给遂昌县政府，他们就直接让公安局通缉了，“我们是当地的明星企业，这是显示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关爱吧。”

周筱赟介绍的第二起，是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报道过紫金矿业在严重污染事件后给媒体发“封口费”的两家报社驻福建记者站的记者，他们的家属在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所幸没人受伤。其中一个是《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的邵芳卿。7月27日傍晚6时许，其爱人驾车送儿子和亲戚的女儿去兴趣班上课，车出了小区轿车掉头拐上主干道五一南路，车位摆正后缓慢前行。过了一会儿，后面一辆的士突然加速，朝轿车驾驶室方向撞，导致驾驶室门被撞烂，所幸车内大人小孩只是受到惊吓，没有受伤。另外一个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7月27日中午下班后其爱人驱车从单位前的小路前往附近的主干道，到达路口时一辆疾驰的电动摩托车撞了上来。由于后者车速太快，导致汽车保险盖被掀翻，骑电动摩托车男子也被甩离车座。男子并未久留，扶起摩托车驶离现场。陈强认为，该男子自觉理亏，才见势跑了。

第三起：昨天（7月28日）上午9时56分，南京栖霞区原南京塑料四厂拆迁工地丙烯管道被施工人员挖断，泄漏后发生大爆炸。在爆炸现场，江苏城市频道现场直播时，有一位领导跑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把电话给我。哪个让你们做直播的啊？”记者回答说：“新华社记者也在现场，您先去找他们好吗？”尽管记者表示自己是江苏电视台记者，依然在无奈之下切断信号,最终未能完成直播。不过官员质问记者的这段视频则被江苏城市频道现场直播出去了。随后该视频被疯狂上网直播。官员也被网友“人肉”搜索，据称此人是厅级高官。不过，大概半小时后，多家视频网站上，该视频已经被删除。现在网上很难再找到这段视频了。但是，“哪个让你们做直播的”现在成了流行语了，那个官员被称为“直播哥”。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今的中国社会毕竟已经不是兵荒马乱、兵匪一家的乱世，而且许多主子及其喉舌们赞美不已的和谐盛世。在这种和谐盛世里面，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经济观察报严正声明”，比起遂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黄井洪强词夺理、执法犯法的“公安办理该案符合法律程序”来，依然显得是那么地苍白空洞、无力无奈。

归根到底，和谐盛世不是通过抓捕记者来真正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依法选举甚至于依法抓捕各级政权的一把手来真正实现的。正是这些一把手们，才是指挥领导像黄井洪这样的公安警察的罪魁祸首。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附：《经济观察报严正声明》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http://www.eeo.com.cn/Politics/beijing_news/2010/07/28/176644.shtml

本报获知，本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针对此事件，本报现发表声明如下：

一、本报记者仇子明因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新闻报道而被网上通缉，本报深感震惊，对记者仇子明及其家属的状况深感担忧。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本报一向秉持理性、建设性的报道理念，我们相信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应为仇子明和所有记者所遵循；

二、作为公众公司，凯恩股份负有准确、完整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公众享有知情权，媒体有合法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力。在报道过程中，相关当事人和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对于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威胁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三、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应该审慎合法行使公权力，维护公民权利；

四、本报正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等机构申诉，反映相关情况，并呼吁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采取维权行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和报道权，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五、本报感谢公众和媒体同仁对本报和本报记者的关心和支持，并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共同维护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经济观察报社

2010年7月28日

附二：五岳散人：《遭到通缉的舆论监督》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07/28/176642.shtml

将来如果写中国新闻史的话，这几天大概应该写成一章。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先生，因为报道了上市的凯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之内幕，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网上通缉。当然，这件事马上就会让人联想起当年东北某地的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记者的事件，但两者的不同在于，那件事因为抓到了直属于中央政法委的下属媒体头上，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而这次则是对一家市场化的媒体下手，并且在正规的公安系统当中全国通缉之，其正式的程度与那种私下里打算运作一下的县委书记不可同日而语，也更让人感觉到背后的杀气。

何所谓“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按照当地警方在通缉令当中的说法，这是因为该记者在网上发布帖子、散发宣传单，对于这家上市企业的正常经营构成了危害，伤害了其商业信誉。但实际上这位记者所发布的三篇文章都刊载于正规出版物《经济观察报》，两篇后续报道刊载于该报的官方网站。那种因为无头帖子而被跨省的事情，都是扣不到这位记者头上的。再说了，如果报道有误而打官司，首先就是应该到法院告《经济观察报》，记者作为职务行为的采访，是不该承受此事压力的。没有告登出消息的报纸而直奔记者而来，其用心即昭然若揭、又不可闻问。

此事并非是那种柿子捡软的捏，而是在清晰的传达一个信号：这是对于个人的威胁。毕竟告报社这件事能不做还是不做为好，旷日持久不说，只能产生更加吸引注意力的结果。但针对记者则在某些人的想象中应该是影响较小的，一个小记者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于是，当地警方就在并无传唤等手续失效的情况下，直接就动用了全国通缉的方式。

记者这个职业被列为高危是事出有因的。除了因为记者经常要在事件发生的最前线之外，还因为记者这个工作往往并不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而是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有良知与职业操守的记者都以此种责任为自豪。但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他们直面的只是社会当中不可见人的一面，而民众的知情权则给了他们报道的权利，政府的执法机构则应该在背后保证其权利的实施以及人身的安全。

而当一级政府机构不但不保证记者采访的权利，反而因为某些原因动用手中强力的、貌似合法的权利对其进行打压之时，记者的安全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可以从经常性报出来的打记者、阻拦采访等事看得出来，并且这些事远不是只有被采访对象所作，经常能够看到警方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者的权利就是提问。记者的这个权利背后，其实是现代社会所必须拥有的舆论监督的权利，这个权利并非是自上而下赋予的，而是由民众的最基本知情权所赋予的，这是天然合理、合法的权利。

所以，这次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对记者所下的黑手，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原因不好说，但这并非是对于一个记者的通缉，而是对于舆论监督的一次通缉，如果此事继续发展下去而令其得逞，关在他们拘留所、将来站在被告席上的，就不是一个记者，而是舆论监督本身被审判。当一个社会中的记录者因此而噤若寒蝉之时，这个社会会堕落到什么程度想必是可以预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我写此评论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记者伸冤，而是如果需要审判舆论监督，那么，请让我们一起站在那个被告席上。

      乍一看，三鹿奶粉事件与无锡蓝藻爆发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我却认为，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需要认真总结。
奶粉是食物，而蓝藻却牵扯到饮水，而饮水从广义上说也是食物，这是两者之间的第一层的类似。
      第二点，两者都是由于生产者尤其是企业在牺牲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基础上追逐利润造成的。前者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在生产食品过程中直接加入对人体有害的成分，罪无可赦，犯意明显；后者为了追逐利润污染环境，排出大量超过自然环境能够容纳、能够降解的能力的垃圾，结果直接危害生态环境，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健康。前者的受害者广泛，后者本身仅限于太湖流域，但是，类似情况遍及全国乃至全球。
      第三点，政府在两者之中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今中国，官员的政绩是决定官员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政绩，许多官员不惜数字造假，不惜一切代价提高GDP，对GDP的追逐成了一种各级官员的流行病态。前者之中，企业、医院、受害人已经上报政府奶粉中加有三聚氰胺及其危害的情况下，政府隐匿不报，欺上瞒下，为了GDP，为了财政税收，为了官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后者之中，政府为了GDP，不惜牺牲环境。这些事件之中暴露了相关管理体制的弊端，有关机构如环保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受制于政府，不能严格执法，独立执法。民主选举机制的缺乏，官员非民选而是有上级指定，假如官员是民选，蓝藻事件之后相关无锡官员即使不辞职或者被免职，起码也不可能连任，如此他们还敢牺牲市民的幸福换取官位吗？在上级指定官员的情况下，官员就做文章给上面看，而GDP、市容市貌是最容易被上面看见，所以官员胆敢牺牲市民博取上级的欢心。如此，“为人民服务”就可能演变为“为上级服务”。
      第四点，这些事件折射除了人们在处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产生迷失。说到底，是人的欲望无穷，而世界的资源有限，如果人的欲望得不到控制，必然与道德的底线、自然的规律发生激烈的冲突，如果任其无限发展下去，人类将自取灭亡。

杨支柱

“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祸害”，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

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以上引文出自2010年7月8日南方周末《父母皆祸害？》一文。南方周末报道通过简单归因于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代沟和青春期反叛，把“父母皆祸害”变成了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存在的问题，等于将问题消解了。

古代社会变迁缓慢，父母的观念和经验对儿女来说是宝贵的精神和知识财富，与之相比代际冲突带来的伤害算不了什么。只是到了近代国门打开，社会变迁加剧，使父母的观念和经验贬值，传统的代际关系处理模式才变成子女难以承受的约束。这或许可以解释“五四”那一代人对父母的反叛，但是却难以解释今日中国更为剧烈的代际冲突。

为什么“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以小学教师的儿女占比最高？我父亲就是小学教师，我哥哥是中学教师。如果我的印象还算准确的话，中小学教师的孩子是高考成功率最高的群体，即使是八十年代初那样剧烈的竞争环境下考上重点大学的也很多。为什么成功率高反而感觉不幸，反而对父母怨气冲天？这个群体最突出的特征，是他们与中国大陆的教育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小学教师的儿女来说，学校是学校，家庭还是学校！“父母皆祸害”表达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对这种摧残人的填鸭式教育的不满，跟教育不公或社会不公至少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群体的另一特征，是当上世纪80年代农民普遍生二到三胎、县城的工人也有不少生二胎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独生子女。过去孩子多，父母财力和精力都有限，一般会选择一个愿意读书、也比较适合读书的孩子去读高中、大学，其他的孩子就近读个小学或初中毕业就算了。但独生子女成了父母唯一的希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读书，不管你适合不适合读书，他们都逼你读书，读那些无趣、无用但考大学必考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考上大学或考上他们认为够档次的大学。

大学扩招迎合了独生子女父母的这种心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大学扩招的第一个结果是谁考上了普高谁就考上了大学，把高考竞争变成中考竞争，把对高中生的摧残下移到初中生身上。大学扩招也给了许多本不抱希望的父母以希望：对于那些小学成绩太差的孩子，父母原本是有可能不再逼他们读书的，但是大学一扩招，父母觉得有希望了，于是也逼着孩子读书。大学扩招还严重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榨干了学生父母的血汗，制造了天文数字的高校债务，最终把行贿变成了毕业实习（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远比民工激烈）！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父母心中“孩子是父母精神和肉体延续”的感觉，强化了父母与子女相互间的情感依赖（父母没有其他子女，孩子也没有兄弟姐妹）。家务负担的减轻使父母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全方位干预孩子的生活；经济负担的减轻使父母有能力资助孩子买房、买车，从而把对未成年孩子的干预延伸到对成年孩子的干预。少数独生子女父母甚至把男孩当女孩养，或者把女孩当男孩养，给孩子的终身幸福造成巨大的阴影。

长期受父母操纵的独生子女一方面生活自理能力差，不能吃苦，不得不依赖父母；另一方面又因为从小缺乏兄弟姐妹间的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妥协的磨练，习惯于自我中心。“父母皆祸害”的说法就是独生子女不善于处理与父母之间观念冲突的典型表现。

持有“父母皆祸害”想法的“80后”如果真的因为养了孩子而摇身一变自己成了自己孩子的“祸害”，那倒真是万幸，尽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减轻“祸害”程度就是了。如果因为“父母皆祸害”而拒绝50后父母的帮助，等到父母70岁以后再想养孩子，那时候社会已经高度老龄化，已经年迈的父母可就成了使儿女养“老”就养不起“小”的真的“祸害”了。

“父母皆祸害”说法更大的危害是以拒绝“祸害”下一代的名义不生孩子、不养孩子，让“祸害”自己的父母遭受断子绝孙的报应。一些人因为害怕当“孩奴”而不生，一些人因为拒绝“祸害”下一代而丁克，一些人因为娶不到妻子而光棍，一些人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无后，一些人早夭，一些人外流，中国人口的下降趋势和中国生育文化被破坏的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南方都市报   2010-07-28

1、我们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出发，实效主义对于法律概念有三个命题：1）有效运行的国家法才是真正的法律；2）有效运行的潜规则不是法律；3）没有得到遵守的国家法不是法律。

第一个命题和第三个命题实际上共同表述了一个标准，即法律的效力等同于法律的实效。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即“有效运行”和“没有得到遵守”是不是穷极了所有的可能性呢？显然没有。在中国大量的法律在一些地区会得到遵守，而在另一些地区名存实亡，那么按照实效主义法学提供的法律的鉴别标准，这种法律“既是又不是”“真正的法律”。而对于第二个命题来说，在宪法学中，我们都知道“宪法惯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宪法渊源，这实际上就是“潜规则”。实效主义法学否认潜规则的法律效力，实际上预设了“潜规则”在道德上的贬义。那么实效主义法学实际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承认某些惯例具有法律效力，则第二个命题就不保；要么将“潜规则”限缩定义为“道德上邪恶的惯例”，那么实际上就将道德正当性加入了法律效力的判断条件之中，则实际上背离了实效主义法学的哲学基础。

2、实效主义法学的法律目标认为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认为“个人福利包括了他所关心的任何东西，比如个人的公平观念、审美情趣等。这种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严格区别于波斯纳所主张的财富最大化理论。”

但是问题就在于实效主义法学试图避开波斯纳理论的表面问题，但是还是落入了波斯纳理论错误的实质之中。这里面存在三个批评：

A、为什么“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个目标是正当的？这本身没有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想要证明这个目标的正当性，实际上就必须证明其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但是这一证明本身是违背实效主义法学的哲学基础的，也就是说实效主义法学是一种没有开端的哲学思想，建立在一个显然站不住脚的独断论的基础上。

B、这里面依然存在“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如果公平观念和审美情趣之间根本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衡量何谓“最大化”？如果不可通约性是广泛存在的，那么就意味着“最大化”是一个不成为目标的目标。因此这一问题想要成立，就必须证明各种社会善之间存在着可通约性。波斯纳之所以要把财富最大化定为自身法学理论正当性的基础，恰恰看到了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当实效主义法学否定了波斯纳的观点之后，就必须证明通约性问题。

C、实效主义法学的法律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里对我而言比较模糊：究竟是实效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目标是如此这般，还是实效主义法学本身的目标是如此这般。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和法律概念的三个命题发生逻辑冲突，如果存在一个符合“效力三命题”，但是并非致力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法律，那么这部法律是否依然还是法律。如果是，那么这个目标就被限缩到了第二种可能；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效力三命题”就出现与法律目标的冲突

如果是后一种可能，即“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这种法学思潮的目标而非描述性的法律的目标，是一种应然观点。那么首先，实效主义法学标榜的所谓将应然和实然相统一就出现了问题。其次，如果这是一个规范性命题，那么其本身就不具有任何的道德优先性，而仅仅是德沃金所谓的“理论争议”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3、实效主义法学还“创造”了一种逻辑方法，称之为“探效逻辑”，区别于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法。但是实际上所谓的“探效逻辑”不过是波普尔理论中的“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预期和目标之间不断修正的过程。

综上，我认为实效主义法学在内部有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法哲学体系。当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出在作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上。法律的问题实际上并非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无法做出这种客观的观察和评价。法律实践的过程是人们有目的的一种活动过程，法律的存在也绝非完全外在于人们的生活，从而可以“静观”法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罗尔斯正义论这样的哲学体系依然需要尊重“道德直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没有对其进行批判之前就运用到道德哲学和法哲学领域，这本身就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