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居老师言道，我们受到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至深，而我也是不断的试图超越自己的思想的局限来思考问题，但是又有谁能真的超出自己的思维呢？讨论的基础是只是纯“理”的探讨，我们暂时不预设一个“善”的前提，否则我们将会发现在讨论中一种观点可能是不善的、危险的或者反动的
可以说向阳居老师的思想可归于典型的自然法思想，认为有一种超然的最低限度的人类关于善的共识，是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那么我有如下的思考，这个最低限度的性质是什么——是由某个主体制定的，还是仅由某个主体认可，还是由社会契约而订的，还是由社会契约制定并由某个主体认可的。
若是由某个主体制定或认可，还不免是意志性的，断难谓之永恒的正义，实则也正是成了分析实证主义的观点，有了内在的矛盾。
若是由社会契约而定（老师似也更倾向此说），而我以为也存在问题，是否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对某一事件达成共识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能的话，那么关于最低限度的正义的共识有可能达成，然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以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于是就要归于另一面，社会契约必须在民主是正义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多数人的专制）与所谓的平等就是背道而驰的。
老师又言道，最低限度的共识肯定是有的。我在魏德士的《法理学》中看到这样的话，似可为支撑（虽然这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以为，但是自然是比我说的到位得多）：
    {页边码265}“自然法需要回答一个批评性问题是：有权确定自然法内容的是谁？这种权力的基础是什么？‘自然’究竟是什么，其法律规范可以阅读或者利用吗？将这些规范置于自然之中的又是谁呢？自然法是起源于神（‘神学的自然法’/theologisches Naturrecht）,还是起源于人类理性（“理性法”/Vernunftrecht）?这些问题的答案与‘法为什么有效’牵扯在一起，因此应当在后文中回答（比较页边码332以下）。这里只需铭记如下结论：直到今天还无法令人信服地、精确地确定永恒的自然法的规范内容和效力基础……”
    {页边码266}“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所谓的基本价值论争中。在保持世界观的重力性和组织的多元化的国家中，‘科学地’建立可适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超实证的价值标准（具体适用的裁判规范）是艰难的。可见，超越时代的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在当今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可以设想特定的社会文明时代的‘文明法’（Kulturrecht）”
    {页边码286，pp3}“科学者总是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作为人的存在（Menschsein）要受社会所建立的价值模式、信仰、世界观基础和社会的（非纯粹理性的）生活现实的约束。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将命题、观点或者价值判断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成了他的习惯。但是，当他进行批判性检验的时候，也仍然是在其个人与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换言之，他在自己的‘世界图像’、经验、评价 和偏见等既定条件下工作。”

学生更倾向于赞同德国人的观点，不知二位老师尊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