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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9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审理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范方华涉嫌受贿案(8月21日《检察日报》)。法庭上，范方华委屈地说，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受贿金额最大的一笔就是承包商王卫龙行贿的近30万元，这笔钱不仅已经全部退还给了王卫龙，他还倒贴了40万元用来“堵住王的嘴”。范方华由此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倒霉的贪官”。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不敢妄称自己是法律内行，但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其中涉及“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的解释，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解读是：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在案发前退还或上交所收的情况复杂，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性处理：第一，国家工作人员收下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这种情况因其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不是受贿。第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退还或者上交的，法律上受贿罪已经实施完毕，而且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意思，依法依理均应定罪处罚。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第一种情形中所谓的“及时”，是基于受贿故意而言的，所以，“及时”不仅限于当时当刻，如果主观上有归还或者上交的意思，但因为客观方面的原因未能立即归还或者上交，在客观障碍消除后立即归还或者上交的，同样，应当理解为“及时”。

严格地讲，“解读”对“意见”的补充还是比较明确的。然而，正如“解读”指出的那样：“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在案发前退还或上交所收的情况复杂”，“及时退还或者上交”在司法实践中依据“意见”和“解读”来认定仍会带来困惑。

我想说明的是，就此问题，“意见”中的第二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对“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时间性界定给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诱导，即只要在“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前，“退还或者上交的”，就应当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虽然没有这样说，但实践中似乎只能如此。“解读”中，本是要对“退还或上交”的情况复杂性作出说明，但又“无意”中强调了“在案发前”这一时间概念；而且，解读又“强调说明的是”，“‘及时’不仅限于当时当刻，如果主观上有归还或者上交的意思，但因为客观方面的原因未能立即归还或者上交，在客观障碍消除后立即归还或者上交的，同样，应当理解为‘及时’”。在这里，“及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即”、“马上”——针对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言；而是“来得及”、“还不晚”的含意，综合以上各种分析可以解释为“只要在案发前归还或者上交的”就“还不晚”，也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毕竟，“客观方面的原因”或“客观障碍”是一个难于说清楚的问题，除非有相当的证据来佐证上交或退还是为掩饰犯罪——例如“史上最倒霉的贪官”案件中，有受贿方范方华和行贿人王卫龙的交易录音光碟，有行贿人王卫龙出具的收条及《承诺》，还有此二人的供述（或证言）等。

实际上，在“意见”出台之后的时间里，因为规定存在的困惑，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一般情况下，在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前，将受贿所得退还或者上交的，一律不以犯罪论处。这样的“共识”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意见”的主要来源根据——中纪委在印发《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本规定发布后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同时，也包括各种给贪官开辟“绿色通道”的做法在各省、市、自治区，甚至在区县一级基层也牧不胜举。而操作中的“绿色通道”，对那些在规定时间段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实际上进行“大赦”已成不争的惯例。

在“意见”出台之后，我们所查办案件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件是：某单位领导因受贿被立案，侦查过程中，其下属一中层干部“及时”将很久前收受的数万现金退还“行贿”人。随着前案的逐步深入，激发了群众举报热情，该中层干部的问题得以发现。检察机关起诉后，“退还”的这一笔款项因两级法院的“共识”而未被认定为犯罪。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在于：此单位领导受贿和该中层干部收受钱财之间没有相应的联系，是分别独立的各自行为。虽两人之间具有上下级关系，但这种关系严格意义上不符合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的构成条件。

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所规定，在定罪量刑司法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意见”对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认定为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在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刑法精神。问题是，因“客观方面的原因”或“客观障碍”导致来不及“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补充又往往给犯罪者留下了一个逃避责任的极大空间。

试想一下，在“史上最倒霉的贪官”案中，范方华收受王卫龙的好处费发生在2005年6月至2006年10月期间，仅仅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即2006年11月初，范方华因受交易录音光碟的威胁就把收受的28万余元行贿款全额退还。当然，多次收受足以证明范方华的主观故意，但假如只有一次收受或者录音只有一次呢？再假如没有录音或者录音中还出现了范方华推辞的语言呢？无论范方华受到什么威胁，只要他“聪明”一点，他可以“狠狠”地把这28万余元“摔”还王卫龙，不太长的“一个月”时间完全能够找出“来不及”退还或者上交的“客观原因”而出罪，根本也无必要再花上40万元封口费的冤枉钱。

看来，“客观方面的原因”或“客观障碍”确实为犯罪者留下了脱罪的借口。我不否认被动应对送钱送物行贿人时，当时当刻退还实际困难的特殊存在，但如果真的毫无侥幸心理，你绝对是有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四次退还机会的；只要你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即使退还不了，也有充分的条件上交，决不会直到“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时才“来得及”；我也不否认“当时当刻”后会出现“客观障碍”，但这种客观障碍应当有相应的范围限制，例如“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而且必须是明确非模糊的，并在这些原因消除后“立即”办理。“出差”、“学习”、“工作忙”等等不能作为“客观原因”来援引，毕竟现代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足以让你使用，至少可以向“组织”或对方事先说明；“遗忘”更只能视为一种可笑的理由。

暴露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如果真的要“给干部一个机会”，或者我们要“挽救人”，那就把“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的开始时作为一个时间界限；如果要体现法律的严肃性，特别是展现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不妨一试“零容忍”，在排除明确而真实的“客观方面的原因”的前提下，一律予以责任追究。在这一点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附则中，关于“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立案时确已造成的经济损失。移送审查起诉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情节考虑。”的规定精神值得借鉴。即：在“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前主动退还或上交的，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或免除处罚的情节考虑。之所以作此规定，主要理由是：受贿犯罪是一种故意犯罪，一旦接受贿赂，非因特别原因难于及时退回或上交的，主观故意足以认定。况且，受贿犯罪的客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接受贿赂时就已经受到侵犯。

“意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假若我今晚接受了钱财，我确实没有故意，由于夜深本来准备第二天退还的。意想不到的是，行贿人后悔了，当即向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立即行动，取得了必要的证据，天亮时就已立案并传讯当事人。按照“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前主动退还或上交的规定，怎么办？要知道，收受人说没有受贿的故意毕竟只是一面之词啊！当然，如此举例也太极端了一点。再说，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范方华既“退还”了近30万元的受贿款，又倒贴了40万的封口费，最后还要受到刑事追究，落得一个“史上最倒霉贪官”的骂名，是其咎由自取。但是，最终“咎由自取”的不应当仅是范方华一个人！

（一）两种观点和两种规则

哈特总结对奥氏的批判，指出其理论失败的根源在于未引用“规则”的概念，因为规则才是说明法律的最基本形态，科以义务的初级规则和授予权利的次级规则之结合是“法律科学之关键”，也只有掌握两类规则才能理清法律的大部分特征，最终探求法的本质。同时，哈特详细提出了“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内在陈述”和“外在陈述”的概念。“当一个社会群体有着某些行为规则时，这个事实让人们得以表达许多紧密相关但却属于不同种类的说法；因为针对规则，人们可以站在观察者的角度，而本身并不接受规则，或者人们可以站在群体成员的角度，而接受并使用这些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引。我们可以将此二者分别称为‘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1] 《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84页）“持内部观点的人最普通的表达词句就是‘法律规定如何如何……’持外部观点的人，一般会使用的语言是‘在英国他们认为凡是女王议会所通过的就是法律’。前一种陈述我们称为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因为它表明的是一种内部的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后面一种陈述我们称为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2] 参见前偈书，第97页）

哈特的“法律规则说”仍然沿着奥氏的法律实证主义之路，从同一起点出发：“凡有法律之处，人类行为非随意”（ [3] 参见前偈书，第78页）。他进一步在抢匪情境中指出，奥氏“命令说”并未区分“被强迫”和“有义务”。“被强迫”做某事并不等与“有义务”做某事；“有义务”所为之事并不意味这行为人是“被强迫”的，更多情况下，可能是自愿为之。“有义务”是人们所持的“内在观点”，自愿接受、认可规则并将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非不接受规则，只求自身行为不会引起不利的法律后果的“外在观点”。而在社会规则场景中才能更好理解哈特的“义务”概念。因为“义务”一词已经蕴含规则的存在，并使社会规则区别于习惯。

第一，对于社会规则的偏离会遭遇要求服从的压力和批判，而习惯则不必然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

第二，在此规则存在之处的批判是有正当理由的。

第三，规则具有内在方面。如果规则存在，至少某些人必须将该行为。视为整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标准。“社会规则的外在面向是于习惯共享的”，而内在方面是习惯所不具备的。（[4]参见前偈书，第53-54页）

在前法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而有缺陷的初级规则，这些初级规则仅类似于习惯。由于缺乏确认规则的程序和认可规则的权威，所以要引入确认权威性、鉴别规则并确定其效力的承认规则；科予义务的规则使得人们总在重复得做着某些事情，新规则无法引进，旧规则无法废除，法律规则的连续性再次受到挑战，而变更规则的引入就可以解决法律规则连续性的问题；具有终局性、权威性的审判机构的阙如，社会压力变得分散、无效。裁判规则的引入则可授予司法权力、限制裁判者。承认规则、变更规则、裁判规则构成次级规则与初级规则共同建构“法律规则说”。其中承认规则是核心规则，“承认规则则事实上解释一种司法上的惯习规则，只有在法院加以接受并加以实践，用以鉴别法律和适用法律时，它才能够存在。”（[5] 《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37页）。所以，承认规则具有最高权威性。

哈特强调了法体系存续的两个条件：“一方面，那些符合法体系终极判准因而有效的行为规则，必须普遍地被服从；另一方面，……次级规则必须被政府官员实在地接受，作为衡量官员行动的共同的、公共的标准。”（[6] 《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10页）。但，哈特强调官员要对次要规则持内在观点，而普通成员对于规则要“服从”，这里的规则主要指初级规则。如此他与奥斯丁的差异被缩小，法律对官员的要求远高于普通成员。（[7]参见(《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韦恩.莫里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92-393页）哈特要求普通成员对法律只需持一种主动的“内在观点”，但显然与“义务的概念的“被动”有矛盾之处。

尽管哈特区分了习惯与规则，但其承认规则仍建立在司法部门内习俗性的共识之上。（[8]参见前偈书，第247页），他自己也承认，但这种承认来源于司法实践。而在笔者看来，哈特强调法官持内在观点的原因有二：第一，基于哈特对实证主义观点的捍卫，仍然未脱离“服从”的影子；第二，由其背景所致——哈特担任律师受实践及受30、40年代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影响。法律在西方具有专业性质，通常是律师和法官的专利，哈特看似是一种“描述性的社会学”，但却在规避公民、社会问题。（[9]参见《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韦恩.莫里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42页）所以，我们非要将哈特的“内在观点”作为是公民守法的理由，则是对其对象的误解。

此外，德沃金批评哈特并未区分规则和原则。原则，“指向或有利于某种决定或者是道出某种可以被凌驾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被法院纳入考研以使其倾向某个方向” 。（[10]参见前偈书，第241页）在这里原则更多指向“应然”范畴。但哈特的规则并不同于德沃金“全有全无”的规则，即使出现规则与其他规则的冲突，规则在其他案件中仍然有效。他对待原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由于原则的不确定性，还是将其转化为规则。使自己的理论避免如同自然法学派般从一个“实然命题”推出“应然命题”的证诚问题

（二）关于效力来源

法律实证主义的共同特征在于确定规则的效力问题，哈特、凯尔森抛弃了霍布斯、奥斯丁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意志论，均使用了相似的方法—— “效率链”论证法。如果有人问道,法律规则A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为回答此问题，需要提供高一级的法律规则或规范B作为判断标准。若再继续追问B的效力呢？我们又需要提供高一级规则或规范C作为判断，那么C的效力如何，D、E、F……构成效力的等级问题，处于金字塔的法律规则或规范的效力如何？在此处，哈特和凯尔森出现分歧：哈特赋予次级规则之中的承认规则作为规则效力的来源，因为这个一个不言自明的经验事实，可以在司法实践和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中证成，根本无需假设。只要规则符合承认规则所提供的标准，在该法体系中就具有了效力，无论从内在陈述还是外在陈述来描述，承认规则只能属于法律体系中的规则范畴。哈特认为“效力”仅具有“内在陈述”的特性，“实效”指大部分规则都会被遵守，而这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

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寻求效力来源，凯氏将等级最高的规范称为基本规范，其内容由事实决定，这个事实就是实效，而基本规范的效力却来源于一种思维预设而非经验事件，只有假设其效力才可以说明个人的行为是法律行为。（[11]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131-136）法体系整体的实效是每一个规范具有效力的必要条件。看似完美的基本规范的效力内容却要用经验事实来说明，如此仍无法脱离现实主义的路数。而其对效力的假设同样无法逃离自然法学派思辨形而上学的套路，无法经受“革命”的挑战，又与奥斯丁“命令说”殊途同归。凯尔森仍在步实证主义的后尘，提出简约式的法律概念，将法律当成科学来研究的方法也同样无法解决“可信者不可爱的”难题。

如果单从语言概念上来看，效力和实效的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经验世界中，按照哈特的观点，某一法律通过了承认规则鉴别即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该规则引起了非正义的社会效果，所影响的只是它的实效而不是效力。法律还继续有效，非正义可以得到矫正，这就是“恶法非法”论。如若否认其效力，恶法的标准又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将在第九章将继续讨论。

笔者以为，大部分规则被遵守既包括普通社会成员所持的内在观点，也包括官员对规则的适用和规则所起的社会作用。只有当二者完美结合，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而形成的法才具有意义，也即具有实效。“实效”问题也就是法体系存在的意义问题。哈特的内在观点强调内在认同感更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

中国青年报 萧锐

按语：南方不亮北方亮，罗湖区政府可以运作掉已经上版的稿子，却无法把手伸到所有的媒体，呵呵，欲盖弥彰...

    据报道，深圳罗湖区日前开始对城中村及老旧城区内的出租屋推行出租屋“统一管理、集中招租”的新举措，但这种“统一招租”对其他中介企业所产生的冲击，以及指定中介背后无法完全遮挡的政府部门与物业公司背景，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垄断”的质疑。（南方都市报8月26日报道）

    是的，我们大可以不去怀疑政府部门“统一招租，好处多多”的良好初衷，毕竟为了整治“城中村”诸多社会顽疾，政府试图“下大力气”也是千呼万唤之举。但用“在工商局进行登记注册，获取营业执照”来证明市场竞争的公平，用强制甚至胁迫的手段达到签署委托协议的目的，似乎就不太具有当然的说服力了。本着对政府非垄断承诺的善良期待，我们倒是值得花些笔墨来谈一谈如何消弭“统一招租”背后的垄断猜疑这一命题。

    首先让笔者（或者还有很多其他读者）产生反感、甚至垄断质疑的，是在“统一招租”大旗下某“指定中介”语带威胁的一纸通知。通知挟“贯彻罗湖区全面推行出租屋统一招租集中管理服务的精神”以令业主，要求业主们在某月某日之前，配合公司签订好“出租屋委托发布招租信息管理协议书”。否则“在其房屋出租期间如发生租赁纠纷、治安或刑事案件，公司将不出面协调；其子女读书、就业问题公司一概不承担责任和义务……”

    哈！好强硬的服务理念与姿态，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稀可见的恐怕只有电老大、铁老大们才惯有的那种霸气。其实“通知”不仅明白无误地告诉业主“不跟我签不行”，而且也太过不留情面地将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只是一家营业机构，与其他中介公司一样”的解释干脆而有力地驳了回去。再者说，倘若发生租赁纠纷、治安或刑事案件，你一个中介公司能有多大的面子？又能“协调”些什么？居然还“用子女读书与就业”来作为不签署委托协议的不利后果，这哪里是什么协议？又哪有一点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味道？

    当然，有关部门当然可以独自在那厢否认一千遍，说“统一招租”不是垄断，但在这些已经被确认试验成功的“试点”毫无遮拦的言语之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再怎么遮挡也捉襟见肘的垄断影子。8月1日刚刚开始施行的《反垄断法》有专章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明文禁止，而这种由政府部门以及越来越带有权力色彩的物业公司共同推出的“不签不行”的委托协议，明显带有排斥其他中介公司合法竞争的嫌疑。

    至于说相较于市场化的中介公司更为低廉的中介费用，笔者更是心怀忐忑：如此低廉的中介费用究竟能不能维持“统一招租”企业的日常经营？如果100元的中介费用就足以让中介存活，那么我们需要拷问的就是先前其他市场化公司的暴利问题；如果不足以维持生存，那么到底是政府在资助还是这些公司财力雄厚到了一定程度？本着对计划经济与权力经济的警惕，笔者对这种低廉收费实在无法心怀宽容——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通过强制手段购买来的唯一指定产品或者服务，是不可能保持长时间质优价廉的。而借行政之力得以在市场中驰骋的，也绝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笔者看来，政府部门在市场中动不动就涉嫌“好心办坏事”，其实是观念陈旧与思想僵化的直观反映。要知道，服务政府并不一定非要政府事必躬亲，加强管理也并非只有权力“统一”和指定经营一条路可走。而以罗湖区“统一招租”的举措观之，行政权力所应扮演的，恐怕更多的应该是监督而不是干涉，是规范竞争与加强管理，而不是指定服务与强制协议。

    毋庸置疑，政府权力的服务属性注定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也必须发挥作用。但究竟在什么样的领域怎样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政府在市场中的作为，如何才能撇清“垄断”的质疑？……需要为政者更加认真而理性地思考，以及对惯有管理模式的制度更新与大清理。 

2008-8-26

相关新闻链接：

罗湖推行出租屋统一招租被疑垄断 老旧城区中介面临洗牌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08/26/content_554974.htm

刊于2008-8-28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8/28/content_2334461.htm

        “民为贵"大树皇权所想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思想伟人梁启超说：“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得一个人？人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儒家哲学是什么》）；当代儒之圣者梁漱溟（《中国历代大儒》称他为——现代圣人：梁漱溟）精辟的说孔孟之道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然而，这“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的孔孟之道（儒学）到了董仲舒手里，却被变成了基于维护皇权的“儒术”。

1.   董仲舒阉割了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最重要，土神、谷神次要，君主不重要”《孟子·尽心》）对于世界上没有充分克服争王争霸、奴役同类的兽性的各级统治者来说，是反感的。于是，“民为贵”从古到今都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异解，孔孟之道得不到真正的传承。其实，中国古代的确有以民为贵的君王。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答藤文公问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为了彻底解除狄人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放弃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这，岂不是“民为贵”的做法吗？如果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周太王那样的圣人胸怀——以“民为贵”、“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从小到大灌输在全世界人的脑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了普天下人的德性习惯，“万世太平”就真正有着落了；当一再遭人轻蔑的“教育救国”理念变为“教育救世界”的共视、当人们从小到大离不开的教师成为各国神圣而幸福的职业时，我们的国际社会就真正和谐了。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的思想。”为了传播真正的孔子思想，应该先从破坏孔子思想的史上大学者董仲舒说起：

董仲舒首先把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抛在一边，异解孔子对礼仪而言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孟子对和谐社会关系而言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把它们变成了“王道三纲”——“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将政治法则与人伦关系构建于自然（天道），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根据“天人感应”学说，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中万事万物以阴阳五行归类来演绎事物的方法，说什么“王者配天”，将皇帝归类为“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子”。因此，“一国之君……至贵无敌”。

董仲舒又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此，皇帝如果是暴君，就只能屈让，只能“天夺之”，人民是不可以“夺”的。他还特意把“忠”放在他制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外，将“忠”作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享受的特权，说“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 意思是只能一心一意忠于“上”（皇上），否则为“患”（害）。

儒学经典《中庸·第三十七章》说“唯天下至圣……配天”，董仲舒却说“王者配天”，君王是当然的“天子”。从古书上见到孔子、孟子虽然也称君王为“天子”，那只不过是礼貌的从俗称呼而已，而董仲舒却把这种名不符实的称呼变成了像父母、子女、夫妇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伦称谓，并在他著的《春秋繁露》里创立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说。他的书仅为我所用地引用《论语》，基本不用《孟子》，还反对孟子“人性本善”的理论，说什么“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民性能当之，过矣！”“真天……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意思是：孟子认为人民本性善良的说法错了！是上帝特意法定君王来管教不善的万民。

董仲舒再为皇帝抬高身价说：“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此孝道也。”如此，只要当了皇帝，人君就已经不是人了，只是对天尽孝道。其实，老百姓也是天子，只不过董仲舒将其变为了皇帝的专利——古代史册、“五经”里的《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给他们立了君主，立了老师，只是叫他们协助上帝宠爱老百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尚书·泰哲》又说：天所看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也确是宠爱老百姓。然而，他们以后的君王大都把“民为贵”变成了“为民作主”——“宠之”变成“作主”后，老百姓经常受到政治蒙蔽，失去了种种利益。

自古以来，很多官吏施政的理念是“民主”——“为民作主”。老百姓一直认为“为民作主”的官就是好官。“为民作主”替代了“助上帝宠之”——“为民作主”办的事，都是利在百姓吗？全世界的公仆如果都“助上帝宠之”，地球村的村民们的日子就太幸福了。难怪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要矢志不移地传播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公天下”的爱民政治。

可以说，“为民作主”与“助上帝宠之”是全心全意爱民与否的分水岭。“一国之君……至贵无敌”根本不是孔孟之道的儒学！

孔子说：“君主使用大臣应当以礼相待，大臣事奉君主应该以忠诚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做大臣干的事，是用正道来事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儒学经典《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上这些，表明了孔孟之道提倡爱民如宠子、施政相互尊重、人格关系对等、行政以道义为重的原则；孔孟之道与后世儒学的最大区别是“民为贵”，而不是“君为贵”。因为“君为贵”，因为小集团的利益，中国——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以生命为代价的非正义战争。

生命，是人生最根本的东西。然而在自己及亲友的生命没有丧失之时，人们似乎不十分珍惜它。古今中外，抱着弱肉强食理念来对待弱者的人不少——只有动物才弱肉强食！这是人与动物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大写的人，更应反对变相、间接地人吃人。古今中外，抱着“各为其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不思考战争的性质，被别人利用而战的人多如雨点——不是“牛毛”，是“雨点”，只有雨点才多得难以计数。现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中还存在从原始时代开始追逐猎物，争夺食物、配偶，霸占地盘时就有的杀戮意识和崇尚武力的爱好。（关于“集体潜意识”，请见拙文《提高一切学科质量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人类科技头脑越发达，杀人武器越精良，毁灭人类的能力也就越强大。人类社会想得多的是政治、经济，而对于人类生命的认识却没那么深刻……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论语·颜渊》子贡向孔子问政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如“迫不得已要放弃，在这三项里哪项先？”孔子回答：“放弃军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去兵”。不过，孔子并非反对备战。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使对于个人的生命，孔子也是十分珍爱的，他因为当时用活人殉葬的事非常生气，于是骂道：“最初制作假人陪葬的人，（引发了后人用真人陪葬的做法）他应该断子绝孙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一书的第一篇，孟子就引用了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说明老百姓生命的珍贵。

孔子又说：“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再如孟子对梁惠王说：“路上有饿死的人你不知道开仓救济，老百姓死了，竟然说：‘不是我的罪呀！是年辰不好的缘故哟！’这样何异于拿刀把人杀了却说：‘不是我杀的呀！是武器杀的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充分表明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现在说“爱是没有国界的”、“和谐地球村”，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

对于《孟子·尽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统治者都耿耿于怀——直接反对或曲解的政客不少。很多人都用《尚书·五子之歌》上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去异解“民为贵”，认为：“孟子的‘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的意思”。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仍然沿袭……非也！“民为贵”就是老百姓最重要